“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
(一)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
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
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
(二)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
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合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
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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