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

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背后，也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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