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精英致力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书写。至凯末尔主义时代，重构民族历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其发展顶峰则为30年代初“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之提出。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

在过去，已有几位学者的研究涉及“土耳其史观”的问题。 这其中，只有土耳其学者白哈尔（Büşra Ersanlı Behar）的研究属于专门研究。但严格来说，白哈尔的研究定位过于杂乱，以至于让人理不出清晰的思路来，更重要的是，白氏的研究对史观的内容本身关注太少，对枝蔓性的问题则着墨太多，以至于人们读完其著作后，对什么是“土耳其史观”仍不甚了了。拜石克齐（İsmail Beşkeçi）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库尔德问题，对史观出台的经过及具体内容所论仍嫌简略。至于在法国学者考普克斯（Étienne Copeaux）的研究中，史观又仅仅成了一个背景，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土耳其史观”在当代的变化。

“土耳其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种文化—种族民族主义思潮——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开始活跃起来，其极端表现形式往往被称为“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土兰主义（Turanism）。 这一思潮主要利用了西方的突厥学研究。正是突厥学的知识，使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认识到了自身曾被淡忘了的过去——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历史。

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是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理论家，同时也作为泛土耳其主义思想的“祖师爷”而受到批判。格卡尔普曾在其名作《土耳其主义的基础》一书开篇就介绍了欧洲思想对土耳其主义的影响， 格卡尔普说，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洲学者有关突厥人的学术研究，即所谓的“突厥学”（Türkiyat，Türkoloji）。这指的是来自俄罗斯、德国、匈牙利、丹麦、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很多学者所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概括而言，东方学家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格卡尔普承认，东方学家所说的突厥人并非就是土耳其的突厥人（即今天的土耳其人——引者），而是古代东方的突厥人（Doğu Türkleri）。尽管如此，这两个潮流都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产生了影响。“特别地，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所著的与匈奴、突厥和蒙古有关的作品，以及英国学者卢姆里（Sir Davids Lumley）打算献给塞利姆三世的《土耳其语法》中对突厥语言学的概论，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卢姆里的作品是用英语写的（1832），后来他的母亲将其翻译成了法语（1836）并献给了苏丹马哈茂德。该书除了讨论突厥语的各种支系和方言，还讲到了突厥文明以及突厥的民族学和历史。”

德经提出了匈奴、突厥、蒙古具有相同起源的观点，这影响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精英，格卡尔普强调说，在土耳其主义的最早时期，德经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德经影响了土耳其主义的开创者苏雷曼（Süleyman Paşa），“苏雷曼帕夏是我国第一个根据中国史料来撰写突厥史的人，我们可以说，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主义受到了德经的影响，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主要是利用了德经的资料”。 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意识还体现在其对“奥斯曼”与“土耳其”这两个名词的区分上，苏雷曼帕夏曾写过一本关于土耳其语的语言学著作，但与此前的作者不同的是，他的书名不再是用Osmanlıca（奥斯曼语），而是名之为Türkçe（土耳其语）。

苏雷曼对“Türk”这个名词的热衷，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中一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意识。1848年革命失败后，来自中欧的流亡知识分子在奥斯曼帝国落了户，并把中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带了过来。这其中最早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从波兰逃往伊斯坦布尔避难的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Mustafa Celaleddin），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杰拉莱丁断言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都属于他所谓的“土鲁—雅利安”（Touro-Aryan）种，即雅利安种的土兰系。杰拉莱丁的目的是要证明土耳其人是欧洲人，并尽量缩小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 杰拉莱丁进一步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得出结论说：“突厥民族……有一个悠久而且充满胜利的过去。而且，在一场原因不明的大震动之后，突厥人把文明的种子传到了两河流域，使其获得了一个新的元素和能量……”

19世纪末，法国学者兼作家莱昂·加恩（Leon Cahun）的作品被引进了奥斯曼帝国，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当时“最为流行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 其实，莱昂•加恩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突厥学家，在法国，他更多被看成一个“文学家”。加恩的作品既研究了有关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同时也在宏观的意义上给出了分析问题的原则和视角。格卡尔普曾提到：“1896年我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最先买的书，是莱昂•加恩的历史作品。该书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鼓动泛土耳其主义理想而作。”

加恩的作品中带有他那个时代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加恩在贬低突厥人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文明的能力之同时，还称赞了他们的“战士的精神”、“勇敢、服从、正直、有判断力”等品质，并补充说他们是“诚实的管理者、坚定的统治者”。加恩的影响在于他的论述思路。加恩认为，突厥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对突厥民族的天赋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加恩说，与其他穆斯林一起，“甚至失去了自身特性的突厥人，成为伊斯兰教化了的亚洲与基督教的欧洲相对抗的先锋。他们大胆而坚定地……在为外国人效力的过程中，依靠侥幸和冒险，付出着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加恩的重要结论是，伊斯兰教与突厥人的天赋是相背的，从塞尔柱人开始，突厥人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在加恩看来，伊斯兰教对突厥人民族天赋的恶化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是宗教在生活中日益占据众多领域；二是古代突厥人中妇女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的丧失。加恩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真正突厥人之精神”的问题。加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即他的研究向土耳其民族主义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正突厥人之精神”是在伊斯兰教以外，是在中亚。虽然加恩并没有系统地表述这些思想，但正是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在青年土耳其时代（1908—1918），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日益受到土耳其主义的影响，强调在帝国范围内普及土耳其语及突厥古代历史，但对境内的非土耳其语族群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的“土耳其化”，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奥斯曼帝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最终战败，并在战后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绝望的土耳其人在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从1919年开始，土耳其历史进入了独立运动时期。但在独立运动的大部分时期，是打着保卫苏丹—哈里发的旗号，并没有提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也很少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民族”问题来。只是在土耳其人取得了反抗侵略的军事胜利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凯末尔及其追随者才想方设法废除了苏丹制。从而开启了抛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建国一年之后（1924），土耳其又废除了哈里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人拥有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边界的现代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内重新界定民族成为新的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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