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必须至少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该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些外部力量对其构成威胁？为保障本国安全，该国领导人应当做些什么？当前，对于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的大战略仍无定论。一方面，在过去的大约三十年中，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显现了非同寻常的连贯性，并与国内事务的重大关切保持着密切协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发布任何全面阐述本国战略目标和实施之道的官方文件。
近年来，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幅增长，其增长幅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估计。在自身地位获得提升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变得日益强势。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理解中国的战略思维，并试图预测其战略思维将如何根据本国利益和领导人愿景而改变，尤显必要。
内忧外患
中国领导人在看待本国历史时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对外部威胁引发国内动乱一直相当敏感。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经常在内部叛乱和外部侵略的双重打击下被赶下台。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陷都城北京，同时满族人在明朝将领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导致明朝于1644年灭亡。大约三个世纪之后，满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内乱和西方及日本军队的外侵双重打击之下灭亡。中国国内革命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鼓舞与支援下，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那时以来，对内部动乱的担忧仍然在中国萦绕。1949-1976年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使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勾勒自己的战略目标。但很明显，决定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而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框限。那一时期的中国战略思维承袭了列宁主义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阵营，即主要敌人、次要敌人、潜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将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而内部威胁则相应地来自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亲美的“阶级敌人”。因此，坚持不懈地同颠覆中共领导或改变国家政治色彩的国内外阴谋进行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毛的对外政策据称代表“国际无产阶级”而非中国自身利益，加之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基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北京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大战略可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共将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新思维与毛泽东存在显著不同。中国与苏联或美国之间的大战不再被视为不可避免。中国努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在中国看来，这种非对抗的姿态可以吸引国外投资并促进贸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稳步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都有助于巩固中共在国内的权力。
但是，尽管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国际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传统的安全关切和防范西方政治渗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显的是，89后西方对北京采取制裁，表明内外难题很容易相互交织，促使中国领导人警醒。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以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立场回应西方的责难，坚定地拒绝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还坚称，如果台湾试图搞“独立”，大陆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在21世纪伊始，中国的战略界人士仍认为国际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有利。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可以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当然，中国的部分地区仍不时出现动荡，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对于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并予以强力应对。北京宣称，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这一“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证明了西方的“不轨图谋”。虽然中国政府间或被这类事件所烦扰，但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仍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
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近年来中国已形成了一套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确保在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善治、改善社会安全体系、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自主创新、缓解社会紧张、完善金融体系、刺激国内消费。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中国对外出口大受影响，因此，推进上述经济和社会转型已变得更为紧迫。
考虑到这一现实，中国领导人已重新确立了对外政策目标。2009年7月，胡锦涛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台湾问题当作核心利益，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从没有将某一个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去年，部分中国评论人士将南中国海和朝鲜说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考虑欠周全而且并未得到官方授权的表态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疑惑。实际上，对中央政府来说，主权、安全和发展都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只要不出现对中共领导权或国家统一的重大威胁（如实现“法理台独”），北京仍将全神贯注地推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的对外政策亦服务于此。
如果非要为中国的大战略确立一项统领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改善中国的民生、福祉，并通过社会公正促进公民的幸福感。
原则之上的原则
当前，中国相当多的政界、学界和国际问题评论人士认为中国需要有一项可以指导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但是，从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来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意味着基本上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项简单明晰的统领一切的原则。此外，中国政治精英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使得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大战略变得更加复杂。
时下，在中国常被提及的一种观点是，美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们还可以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即“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相异、而在军事上又有足够能力对美国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把美国比作中国的“理想的敌人”。他们持有这种看法的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都确信，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持敌对态度，企图通过支持“台独”等做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还举出了其他例证：美国政客对达赖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的同情；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以及其他旨在围堵中国的部署；美国商界和国会对中国发起的货币战和贸易战；西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让中国放缓经济发展的喧嚣。
这种流行看法，见诸中国的很多新闻评论和网站（尤其是有关政治安全和国防事务的网站），主张中国外交政策应集中精力应对西方威胁。认为中国目前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过于软弱，而毛泽东时代那种针锋相对的办法是更好的榜样。由此，有人称中国应在那些对西方国家持反抗态度的国家中寻找战略盟友，如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一些人还建议，北京可以将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政策工具，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就准备抛售这些国债。
然而，这种建议本质上是具有误导性的。美国给中国的确带来了一些战略和安全挑战，但将中国的大战略建立在“美国是中国主要敌人”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既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风险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与中国联手组建反美同盟。如果中国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结为敌对关系，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严重阻碍。可以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实施这种战略。去年，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并非外交辞令。
在深入认识这一点的基础上，中国战略界的另一派人士认为，应继续信守邓小平有关“韬光养晦”的告诫，也就是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低姿态”。这一派包括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和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等重要政治人物。他们主张，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发展。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反驳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中国的长期威胁这一看法，但这些人士认为，中国暂时还没有挑战西方优势地位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反对盲目作出西方正在衰落的结论。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只有坚持韬光养晦，才能使中国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虽然这种看法比其他观点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也会引发一些质疑。这种看法的拥护者不得不费尽心力地去阐释“韬光养晦”的含义。“韬光养晦”常被不恰当地翻译为“隐蔽实力、以待时机”。这些人士指出，“韬光养晦”并非意味着中国要精心算计，在拥有足够物质力量和信心去实施深藏不露的规划之前，暂时保持谦卑态度。不过，这种保持低姿态的方式很容易被指责为过分软弱，尤其是面对敏感的安全议题时。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一些中国人要求本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敢作敢为。“韬光养晦”战略的反对者还称，中国实力今非昔比，因此邓小平远在二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了。
还有另外一些深思熟虑的中国战略人士指出，即便保持低姿态可以让中国处理好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但这一方式并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近年来已变得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能源安全）。显然，用“韬光养晦”来描述中国对诸如金砖五国峰会等机制的积极参与，也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仅仅是“韬光养晦”，那么它就无法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多层面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