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4年加拿大《军事与战略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证了重返亚太战略是战后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延续。文章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2011重返亚太战略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战略意图的恢复和延续，第二部分阐明了美国地缘政治逻辑产生的历史原因，第三部分研究了在核武器发展演变的前提下，美国对欧亚大陆应采取的地缘政治策略，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会对美国长期地缘政治逻辑所产生的影响。现将第四部分选登如下：
应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逻辑
在二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许多学者都预测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欧亚大陆超级大国的潜力。这些学者常引用1904年麦金德的一段话：“例如，正是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组织下，推翻了俄帝国并占领了它的领土，这些人造就了危及世界自由的黄祸因素（中国威胁论），因为该地区是通向内陆资源的海上前沿，也是阻止俄国人侵占核心地带的关键所在。”沃尔特·李普曼曾在1944年预测了大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西方大国的干涉之后，必将能够实现其内部的政治统一和工业发展。当实现了上述两个目标之后，中国将有能力为地区性强国目标组建自己的国防，也能够在周边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小国林立的背景下实现自身安全。”李普曼预测，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那一天必将会到来，那时美国不再是“中国的特别护卫”，可能会与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互相抗争，并形成第三大战略体系。一位布鲁斯金学会的研究学者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曾在1944年写到，“随着政治和社会的统一，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性大国，但是目前其军事实力还明显不是俄国、英国或者美国的对手。”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同时开始着手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国已经在以一个崛起中大国的身份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目光。
作为一个潜在的挑战者，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打破地区平衡状态，增加地区的安全压力。亚洲许多的中小国家都十分关注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们都请求美国能够对抗中国，实现地区平衡稳定。例如，一位马来西亚军官指出：“美国必须要在亚洲彰显军事存在，至少在这个地方能够与其它对立的意识形态达成平衡……大国平衡是十分必要的……以此来保证那些雄心勃勃的东南亚大国不会欺负其它邻国。”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会真正颠覆东亚地区的实力平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认真审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实现的实力增长。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一直在迅速增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在2011年指出，“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实现了如此迅猛的战略性增长，这段时期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比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发展还要迅猛。”中国的邻国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中国在中亚的西部邻国在为其提供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是帮助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此外，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所有人都认识到中国就是现在的“世界工厂”。从高端到低端商品，中国工厂的工人都能生产出来。然而，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来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学者专家们需要研究中国经济复苏给其大量国有银行带来数额巨大的坏账，也给中国富人和穷人之间制造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并且还造成了很多的环境问题。
在亚洲，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具备了能够挑战任何亚洲国家的能力。从核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从理论上讲，这一点能够保证中美之间产生共同安全的关系。中国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的军备扩张计划相比美国规模较小，但也有效遏制了美国实施预防性打击的行为，同时也能有效保证中国对其它军事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反介入区域拒止项目、新一代战斗机项目和深蓝海军初期建设项目。中美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军事力量的类型。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陆军部队。相比而言，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美军则拥有一支战力强大的海空军部队。中国在海军力量建设方面所增加的投资大部分仅限于海岸防御和台海介入力量建设两个方面，但是，随着近期辽宁号航母的投入使用，中国投资的范围也在日益拓展。
目前，在作战能力方面，基于海空军的美军和基于陆军的中国军队所造成的态势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状况应该会在两个国家之间产生出一种稳定性。当美国以其航空母舰、潜艇和水面舰艇等方面与中国海军进行对比时，毫无疑问，美国海军占据着绝对优势。正如杰弗里·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写到的，“明朗的实力优势常常能够催生和平。”在亚太地区，美国所彰显的实力优势时时在提醒着中国，那就是一旦爆发战争，代价将极为惨重。科特·坎贝尔曾在2006年指出，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增强自身作战能力，具体如下：
“在亚太地区，美国必须要保持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这样做既能保障盟国安全，又能够提醒中国时刻清楚美国拥有着保证该地区和平稳定的最终行动权。大型战舰、隐形潜艇、远程海军部队和压倒性优势的空中力量将能够提供最为高效的军事手段，使美国能够有效掌控亚洲局势、保护本国核心利益。”
2011重返亚太战略目标与2006年科特·坎贝尔所呼吁的内容遥相呼应，即向中国领导层彰显实力优势，使其坚信美国已为各种冲突做好了准备。在国会听证会上，鲁格海德上将详细阐述了美国在无人机（UAVs）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他仍坚持认为，美国要想在该地区增强话语权，就必须要在亚洲沿海地区部署足够数量的舰艇，以此来释放明确的信号，并支撑一般威慑行动的实施。
在冷战末期，欧亚大陆霸权国家出现的威胁已经消失，像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进行军事扩张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了。并且，也不会出现有某一国家试图颠覆其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试图进行实质性改革。诚然，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但现代化仅仅代表着适度的“局部优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并且还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因此，真正远离世界市场肯定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因为中国经济繁荣主要依靠其生产出口，尤其高度依赖国外投资的注入。正如2007年预测的那样，近期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也不可能“脱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仅仅依靠国内消费远远不够。并且，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转移，才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发展、更为繁荣的国家。
尽管如此，在亚太地区也确实存在造成局势紧张的因素。在经济和跨国投资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也导致敌意和不信任的态度常出现在这一地区。中国领导人经常回忆二战中的苦难和屈辱，并以此煽动国内的反日情绪。另外，中国在2009和2010年经历了数次的外交失败，并且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强硬态度也引起了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的许多抗议活动。2011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放心，美国仍是这一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调停者”和“中间人”。
近七十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高度关注亚太地区，并且这也是斯皮克曼（Spykman）地缘政治思想逻辑的现实反映。二战结束后的布鲁斯金学会和冷战结束后的奈伊研究组织（Nye Initiative）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性建议，目的就是保证美国能够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布鲁斯金学会学者们提出的“边缘地带”思想对之后美国总统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奈伊研究组织及之后的国防部报告都在呼吁要在韩国、日本和关岛部署大量的前沿作战力量。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由于美国海军开展了持续的作战能力升级，使其在该地区能够保持一支强大的海战和空战力量。因此，自1979年以来，该地区能够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和长期的和平发展。2011重返亚太战略又对海军作战能力进行了少量的提升，但该战略绝不会对该地区局势产生冲击，也不会使该地区出现军备竞赛升级。因此，2011重返亚太战略符合二战之后美国一贯的地缘政治逻辑。
知远/田林 编译自加拿大《军事与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第15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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