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和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战争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予以调整充实，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有力地捍卫和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发展。

确立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政治颠覆，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抵御可能的外敌入侵，整体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亟须明确军事战略指导方针。1952年4月，粟裕副总参谋长针对当时国防工事构筑、军兵种建设尚未全盘结合起来的情况，提出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尔后根据战略方针拟订国防部署和协调各方面的计划。

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制订作战计划、训练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先决问题，也是关系到各军种、兵种的建设和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规划的先决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因此，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就成为当前军事工作方面的一项迫切任务。

会议正式确立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明确了战争筹划和指导的原则。基本思想是：

①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和突然事变。

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和日军；主要战略方向是我国东部的东北、华北和山东半岛地区，即从图们江、鸭绿江至连云港一线。

③以陆军为主体，在空军、海军的协同配合下，把敌人进攻的主力歼灭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国土上，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进行持久作战，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初期采取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大纵深梯次配置，层层掌握机动部队，在重要方向坚决防守，在次要方向诱敌深入，主要战略机动部队用于主要方向和决定性时机，防御地区机动部队与守备部队密切配合，守备部队准备独立作战。

立足抵御大规模侵略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从20世纪60～80年代，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过若干次调整。这些调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应对强敌大规模侵华战争为背景，旨在解决这个历史时期国家和民族在严峻的环境中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北顶南放”方针。60年代初，中国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中苏同盟关系裂痕扩大，美国在我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不断加强，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袭扰行动趋于活跃，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也日益增多。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采取“北顶南放”方针。基本思想是：

①使用原子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有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主要放在打得起来上面，但要争取打不起来；非原子的和小规模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

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主要战略方向仍是我国东部的北部地区，更加强调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包括连云港)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外长山列岛、内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5个岛屿群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③在连云港以北地区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在长江以南地区实行诱敌深入，将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视情或从北面或从南面首先转入反攻，最后进行战略追击，收复被占国土，并视力量大小实施境外追击；“北顶”地区以阵地战为主，“南放”地区以运动战为主。

60年代中期战略方针突出强调“诱敌深入”。

鉴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苏关系破裂，中印边境地区形势严峻，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认为美国、苏联、印度可能联合对我发起军事进攻，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出发，多次指示战略方针要应付“四面八方”，在多个战略方向上抗击外敌可能的侵略。要注重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设想了敌人沿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等四个方向进攻的可能性，在打法上强调要诱敌深入才好打，并预想了歼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深度，主要是在华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歼灭敌人。这一时期，判断主要敌人、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其次是苏军。6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我威胁上升，苏军成为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战略方向由东部转到北部以华北为重点的“三北”地区，战略任务由主要防范美国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防美对我实施中间突破)转为主要防范苏联的大规模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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