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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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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制定“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进入70年代中后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国内“文革”结束后也亟待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明确军事战略方针,解决好将来仗怎么打的问题。1977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战略问题。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总结60年代以来战略方针的调整变化情况,着眼抵御苏联大规模入侵,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基本思想是:

①苏联霸权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和对我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战略方向仍是“三北”地区,苏军仍是我主要作战对象。

②我军的战略目的和任务是应对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之战略突袭,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和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80年重新明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在贯彻1977年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过程中,许多军队高级干部感到应对未来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在战略上诱敌深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认为,诱敌深入在战争开始时可以作为积极防御的作战手段之一,但它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我国四周边境地区多数有山地作为屏障,有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要地也处在战略前沿,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就意味着全面开放,取消了战略防御阶段必不可少的坚守防御,不仅失去有利阵地,而且战争潜力也被大大削弱,使战略反攻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战争样式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局部肢解战争、代理人战争、速打速撤的战争,诱敌深入可能正中敌人下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家底日益增大,有些重要建设项目处在战略前沿或战役纵深地区,不经反复争夺而轻易放弃,对战争发展弊大于利。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明确赞成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中央军委“801”会议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作了新的诠释。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着眼于大规模国土防御作战,仍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三北”地区为主要战略方向,强调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突出战争初期的地位,在战争开始的3~6个月内以坚守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辅之以不远离阵地的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坚决顶住敌人战略突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稳定战局,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为尔后有计划地大量歼敌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着眼打赢局部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战略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定。我军从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建设轨道转变,从准备打全面战争向准备打局部战争转变,由以战备为中心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发展趋势,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2004年6月又对这一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充实完善。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同时又丰富和拓展了其时代内涵。

一是转变原来立足应对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做法,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后又进一步明确聚焦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二是突破了原来主要是应付侵略战争且主要是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局限,提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

三是根据战争威胁的重大改变,及时调整了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对象,明确了战略对手,使军事斗争准备更具针对性。

四是在原来强调赢得战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遏制战争的思想,在战略指导上突出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维护和平。

五是在基本作战思想上突破机械化战争模式的束缚,提出了符合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基本规律的“体系破击战”的思想。

六是着眼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指导原则。

摘自《战略学》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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