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美国在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遏制”，对我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从而对我国独立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军委提出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1956年3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方针。其要点：一是力争防止战争，二是不首先发动战争和先发制人，三是立足于打赢战争。为此，确定了我军在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方案：在战争初期，我军要依托坚固阵地顶住敌人的连续进攻并不断消耗敌人，将敌人阻止于我沿海预定设防地区，掩护国家转入战时状态，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进行持久作战，剥夺敌人的战略主动权；同时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以战役战斗的进攻作战，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使我军尽早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发展为战略进攻，彻底打败敌人。
(二)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面临着大战随时发生的直接威胁。美国在全面扩大侵越战争，实行“南打北炸”的同时，对中国的挑衅也逐步升级。美国一再威胁说，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庇护所”，美军要穷追，为向中国进行军事侵略行动制造借口；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乘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之机，再次重弹“光复大陆”的老调，台海上空战云密布；苏联由于其军事上控制中国，以及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之后，便进而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苏联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从中国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同。1962年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划和煽动了大规模的骚乱，制造了“伊塔事件”。1963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兵，从而在北面对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度在美苏的怂恿支持和鼓动下也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
针对面临的大战威胁，我们的战略方针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提出，要准备应付出现这样的局势，一是发生局部战争，一是发生天灾。根据这一精神，周恩来在同年2月召开的军委常务会议上提出了“整军备战”的方针。随后，军委召开编制装备会议，落实“整军备战”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将这个方针调整为“备战整军”，以强化战备意识，加快备战步伐。从历史实际看，“整军备战”的方针是一个应付局部战争的方针。重点是东南沿海方向，兼顾西南方向中印边界地区，同时又做最坏打算，准备由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便指责彭德怀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实际上不够积极”，其国土设防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于是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组织积极防御，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方针。这个战略方针仍然是以苏联为战略背景，以美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当时设想美国对我发动战争将主要是由海上入侵。因此我主要战略方向是东南沿海地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北顶南放”方针是1956年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补充与调整，或者说是具体化。1964年6月，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指示这一战略方针停止执行，同时中央军委开始制定新的战略方针。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可谓“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党中央认为战争危险临近了，帝修反有可能联合进攻中国，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并有可能动用核武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提出了既针对美国又针对苏联，还要准备对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防止反华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我发动进攻的战略设想，重点是防止美苏两国的入侵。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国防科委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这就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的由来。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虽然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顶放结合，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具体方针的名称，军委却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是，基本的精神却是明确的：即积极防御、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这是一个既抗美、也防苏、反对帝修反，对付四面八方的战略方针，也是一个立足于两线或多线作战的战略方针。
(三)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是，美国由于长期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持久的军备竞赛，国力大衰，在全球处于战略守势。而苏联则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在全球处于进攻态势。苏联在加紧向外扩张的同时，继续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兵，加大对我国的军事压力。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断定苏联是对中国最危险、威胁最大的敌人。他确信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这样，我们的战略也就改变了，对外实行“一条线”的政策，即联合美、日、西欧形成一条抵御苏联霸权主义扩张望的统一战线。
在军事上我国的防御重点已转向“三北”地区，主要防范苏联的入侵。这一时期先后提出了两个战略方针：1977年12月，叶剑英代表军委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称“八字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一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排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军事领域的影响而提出来的，也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主要是文革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对军事战略指导所造成的困难而提出的来的；1980年9-10月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会议，即“八〇一”会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对苏防卫作战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制定对苏防卫作战的战略方针时，会上有人提出仍叫“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也有人提出改叫“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最后，邓小平集中大家的意见，在会上讲了一段话：“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于是就按邓小平的意见，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为“积极防御”。
这次会上还确立了贯彻这一方针的战略指导思想：即“三坚持、两立足”：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立足于复杂困难情况下作战。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战争初期从战争全局上改变了实行“诱敌深入”的做法，肯定了坚守防御的阵地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也是我军在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些都是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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