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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到底“高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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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并非是美元大幅贬值的理由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之所以高估,在于自2014年美元强势升值以来,由于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基本稳定,对一篮子货币走强过多。根据早前公布的CFETS指数来看,截至本轮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前,即11月30日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2.93,较2014年底升值2.93%。此外,参考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计算人民币汇率指数,11月30日上述两个指数分别为103.5和101.56,较2014年底分别升值3.50%和1.56%。

然而,以往跟随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应该对美元贬值应对?并非如此。

一是以往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实际上美元升值更多,并非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高估,不需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以纠偏。

二是此时对美元大幅贬值,时点选择风险较大。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无可厚非,但时点选择也关乎风险,需要慎重。在笔者看来,如选择2010年6月重启汇改到2014年美元汇率横盘波动的时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有双向波动预期,改革压力更小;

三是加息落地后,美元未必持续走强。从历史经验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联储加息后,美元并非持续走强,反而大概率走弱,同时考虑到强势美元对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的冲击,以及前期强势美元透支预期,美元走弱可能发生;

四是切勿自乱阵脚,坐实做空者预期,丧失人民币刚刚加入SDR后带来的宝贵的国际声誉提升。

第四,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折射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

《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巨无霸指数颇为风靡。其背景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对比世界各国的麦当劳出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便可以看出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如根据2016年1月公布巨无霸指数,在美国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平均价格为4.93美元,在中国购买一个巨无霸平均价格为2.68美元,约合17.6元人民币,认为人民币被低估。

然而,结合笔者经历来看,中国高端消费品与低端消费品与国外相比价格相差较大,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例如,奢侈品,如包、手表、化妆品国外价格低于国内;中国的楼价也是奇贵无比;高端服务场所消费价格甚至超过国外;如选择上述标的来看,人民币被高估,有贬值压力。

然而,从低端消费与服务而言,中国价格往往又大幅低于美国。例如,一顿简单的沙县小吃,10元以内便能吃饱;而一次非商业区域的SPA,价格也往往大幅降低,甚至远低于美国;可以说,中国的低端劳动力成本虽然近年来有所上涨,但仍相对便宜。如选择上述标的,人民币有继续升值压力。

因此,从单一商品或服务判断人民币高估还是低估是片面的。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汇率问题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即高端市场价格过贵,而低端商品与服务仍然便宜,而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并未有很大的高估成分,让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汇率,可以通过改革缓解结构性扭曲,而未必通过名义贬值达到目的。

例如,本轮中国政府推出严厉的反腐,对高端商品与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可以看到,泡沫部分有所释放,而这样的工作也间接的对汇率调节起到效果;同时,通过传统关税、消费税调整,加强国内商品质量监管,有助于以扭转高端消费大部分流向海外的局面;此外,低端劳动力成本虽然有所提升,但与美国相比仍然低很多,仍有上涨空间,可以结合收入分配改革,社保体系改革进行帕累托改进。

第五,人民币一次性走向浮动风险难以承受

有观点认为,汇率放任自由浮动后便不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但结合笔者早前在ECB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多种模型测算下来,公认的美元兑欧元汇率为1.3,日元兑美元在100左右,而当前美元兑欧元处于1.1,日元兑美元接近120,市场也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没有觉得是很不正常。实际上,即便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汇率高估与低估也十分常见。

当然,笔者并非不支持浮动汇率,相反,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需要汇率政策更富有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能否一次到位,中间的痛苦与风险是否已经准备好承受?

可以看到,12月外汇储备下降超千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居民、企业换汇意愿空前强烈,这样的背景之下,外汇储备流失过快与贬值预期过大时十分危险的,容易相互验证,增加做空与资本流出。

同时,与发达国家居民财富多元化配置不同,中国当前居民财富仍然单一,对单一货币贬值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即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国内居民海外资产如美元资产、欧元、日元资产配置相当有限,人民币资产占比过高。一旦人民币大幅贬值,居民换汇冲动必定空前强烈,容易形成挤兑。届时政策两难,加大干预扭转预期成本更高;重启资本管制,则打击改革信心;另外,从企业来看,中国企业大部分也并未做人民币汇率对冲,大幅贬值对企业冲击同样较大。

从这一角度而言,笔者仍然坚持此前观点,此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如何决策关乎重大,中国切勿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方式应对危机。相反,参考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保持定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加快改革仍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良方。

文/沈建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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