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俄与中国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他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苏联在二十年代是积极干涉中国内地的主要列强，日本在三十年代以后才慢慢加入进来。二十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苏联直接干涉的结果。苏联首先是在欧洲搞了一场革命以后，遭到欧洲和列强的集体封锁，谁也不愿意跟它建交，于是它到东方，希望跟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北洋政府给它的提议就是，如果你能把外蒙古还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承认你。苏联看到这种情况下，外交交涉很难搞，于是它再次采取了耍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动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做交涉，不能跟你内部的政治势力做交涉。比如说你跟美国打交道，你不能说，共和党上台以后，交涉不出结果来，我就到德克萨斯州去，给德克萨斯州州长一笔钱，希望你拿了我们的钱以后就跟白宫作对。然后白宫跟你打内战，你们打起来以后就顾不上我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争取一个更有利的条件了。如果你真正要这么干的话，肯定是德克萨斯人和白宫一起整你，因为美国的宪法体制已经很完善了，这种不讲规矩的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国你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苏联开始分别跟张作霖、吴佩孚、孙文等人相互接触。接触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各主要军阀采取比较负责任的政策，拒绝放弃外蒙古。而孙文在自从被陈炯明赶出广州以后，已经快落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认为苏联给的这批资助相当宝贵，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说是孙文个人的政治道德特别难看，应该说这符合马基雅维利政策的常规。
什么叫做讲原则？讲原则是需要有资本的，穷光蛋如果讲原则你马上要饿死。有钱人之所以可以当绅士，是因为老子跟你翻了脸，老子下乡种田还有二百英亩地呢。你如果能够骨气很好，表现得很有原则，动不动就能拂袖而去，那么十之八九你乡下还有二百英亩地，可以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只要吵起架来，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子不干了，老子下乡种地去。他能够喊出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不是贫下中农，他在家乡有巨大的地产还有整批的黑奴，回去以后照样过好日子，所以他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老子回家，不干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当中，能够坚持原则的是哪些人呢？其实也就是有产有业的地主。在北京城里面斗不过太监就说，老子拂袖而去，退隐田园，不问国事了。这个坚持原则的前提是什么？他老人家有一个田园可以退隐，他回到苏州去修他的庄园去了。如果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哪儿也去不了。顺便说一句，太监一般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没饭吃的话，你很难下这个决心去把自己小鸡鸡割掉的，哪怕是荣华富贵，也不见得能够抵得上这个牺牲。所以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其实儒家说是没有原则的小人和有原则的君子的斗争，其实这里面有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的影子在里面。尽管有产阶级不是个个都有原则，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数，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阶级。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有产不是有原则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有产者不一定有原则，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者。而且无产者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原则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而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些人，家大业大，还比较有产，所以苏联不给我钱又怎么样，老子不是没有钱没有地盘，你跟我作对，我至少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你过来试试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较坚持原则。而孙文已经是被陈炯明赶走了以后，而且年纪又已经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日本人自从已经变成了远东的分公司经理以后，已经觉得没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势力，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做法对他更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孙文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内幕你就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经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只要求在几个军工企业和北洋政府的几个部门里面设立几个顾问，这个顾问的性质跟袁世凯在朝鲜设立的顾问实际上差不多，并不负实际责任。但是鲍罗廷（1884-1951，1923年被派往广州，说服孙文按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四一二事变后被通缉，逃回苏联）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广州的军队的；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过海参崴，由斯大林安排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在所谓的沙基惨案当中，率领游行队伍去冲击英国警察的是俄国军官；在所谓的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间，在汉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国顾问。现在俄国顾问他们和最早期的国共合作党人在两湖地区的根据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武昌汉口那里去看一看，那是绝对的豪宅。比起昙华林附近英美各国的富商、主教、教会长老之类的住的房子还要宽大七、八倍。他们的菜单都留到了现在，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会上负责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务员，一顿晚饭要吃七道大菜。就是这样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领袖，我想没有任何工人农民能在汉口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汉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妙处在哪儿呢？在于共产国际在计算它的东方津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计算错误。因为俄国人对中国内地的物价标准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总坛，然后这些总坛到内地发展分坛的时候，他们第一是不知道内地的生活标准好社会情况；第二可能是觉得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多花点钱也无所谓。所以他们大体上按照中国沿海地区的物价标准给他们在两湖地区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资标准，于是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发了大财一样。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发工资，让你到武汉去住，你是不是觉得你一下子比武汉那些按照本地工资标准发工资的人，一下占了无穷的便宜。两湖地区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住得起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清楚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物价差别。
共产国际在远东设立机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是通过西伯利亚局建立远东各国共产党的。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粗糙。比如说西伯利亚局同时负责整个远东地区的共产党建设，因此他们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同时活动，而且派出去的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打好招呼，以至于同时建立了两个朝鲜共产党，然后两个朝鲜共产党彼此之间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了。从这件事件你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可能是在冰火仓皇之中，工作是做得很差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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