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自1960年代起，现代化理论主导了美国学界的日本研究领域。一直到1970年代，学界以日本的现代化为主题连续召开了六次会议，并将会议成果整理成六本极富影响的著作。学者以历史学家为主，对日本的研究追溯到明治天皇时期甚至更早，讨论日本现代城市的形成、商业化进程、文学素养等等，而此前在战争时期被认为是负面的封建遗产，则被称作“现代化的早期”，明治时期的日本被认为正式开始了“现代化”。学者研究这个时期的日本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发展教育系统，所有的结果都在指向—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1960—1970年代看到这样一个民主的、经济高速成长的、繁荣的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讲述日本的成功故事。

东：这时你却认为日本研究应该有另外的方法论？

道尔：1965年，我在哈佛开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我阅读了大量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文献，它们富有智慧、逻辑严密，非常吸引人。现代化理论框架整体上更集中于研究“日本在现代历史中做对了什么”。即便现在在互联网搜索现代化理论，你还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材料，它们的主旨均为“西方引领时代进步，现代化是有益的”。换言之，西方以外的世界向西方的模型学习和靠近，而日本迄今为止是引领整个亚洲的、最接近西方榜样的国家；日本表明了现代化不是局限于西方，而是普世的。甚至日本本身也成了资本主义成功的榜样、现代化的榜样，是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的最好反例。

根据现代化理论，主流学者认为日本是趋向民主、繁荣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杰出榜样。于是他们支持美日同盟，他们不批判驻日美军基地，不批判美国为日本重新军事化所施加的压力，不批判冲绳所遭受的待遇，这些学者如同政府人员一样接受这些现实—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他们称美日关系为不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甚至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附庸关系在他们眼中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合乎期待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如此“高贵的”国家，有这么多“高贵的”原则，维持和平、推进民主自由—我认可这些理想，但回到现实世界，我不认为这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二战、伊拉克战争等方面反映出的真实情况。这些学者支持对日保守主义霸权，依靠自民党、官僚系统和财阀来治理日本。我的老师之一赖肖尔，此前曾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日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学术领域推广现代化理论，并取缔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倾思想。

但这时透过窗外，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报纸和电视正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在我看来，日本对美国如此顺从、全力支持越战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成功故事。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表现，它没有了独立性。你会期待日本出于自身的战争经验能够反对美国进行越战，但令人失望的是，它甚至积极支持美国。我想追问为什么？

我非常尊重当时的现代化理论学者，我从他们的理论中学习到了很多，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过于意识形态化。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为E. H. 诺曼的书写作了超过100页的介绍，并用这本书反对现代化理论。我并不是说诺曼是对的，其他学者是错的，我想说明的是，诺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被解答，我们应该持续追问：为什么日本会走向战争？威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历史怎样被政府用于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兴趣的研究点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这段时间是研究上述问题的关键节点。

东：这样的研究思维与主流学术界、政府政策有冲突吗？

道尔：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现代化理论是极其盛行的，如果你想要拿到研究经费、获奖、得到研究成果，你最好运用该理论指导研究计划。直到1980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我恰巧坐在一位非常资深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学者对面—那时虽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还只是相对初级的学者。他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说，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主义的角色，他从座位上起身，绕过半张桌子走到我身边严肃地问我：这研究对现代化理论有什么贡献吗？他还说，你不应该选择这个课题，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损害美日关系。他说：“那些糟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美日关系是如今最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关系，日本是我们需要培育的同盟。”

天啊，这些是号称经验性的、价值中立的学者，他们居然要帮助促进某种关系，帮助人们欣赏与喜爱日本，而不是批判性地了解日本。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对麦卡锡主义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觉得这些信息如洪水般涌入我的脑海：二十年前的敌人变成了我们的忠实盟友，支持着我们去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空中轰炸，现代化理论，日本有多伟大……这到底是怎么了？

在此之前，我的学习一直是文学领域，我的家庭背景非常保守，我也极少参与政治，可以说我对政治是非常天真的。可以说，越南战争塑造了很多年青一代学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等各个学校，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越战是暴虐而疯狂的，他们（决策者）不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这些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人们私下批判越战，但却没有公开表达。曾经被麦卡锡主义深深伤害过的老派学者知道政治反击有多可怕，批评政府带来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毁掉自己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亚洲研究项目。

但年轻的学者却坐不住，我们认为越战简直是疯了。以年轻学者为主，“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员会发行了一本杂志，后来改名为《批判性亚洲研究》，至今还在发行，杂志严厉地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同时尖锐批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日本。我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资深学者私下完全赞成我们所做的事，但不允许他们的名字被杂志使用。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还没有走出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而此前的亚洲研究机构也曾遭受毁坏。

东：所以人们认为你们是左翼学者。

道尔：也许吧，我被很多人称作新左派，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对我来说，我只是在做批判性研究。“左派”是一个很复杂的标签，很快就会联系到你支持社会主义—你会被放进一个盒子里。我愿意被称作批判性的、进步的左翼学术实践者。无论怎样，当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些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指向了自以为是的旧有西方的“高贵”和“完美”的价值理念，指责美国是多么的不民主、不平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些运动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学术领域的批判。

这是激进的学术运动的一个开端，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潮流。左翼的、激进的学者开始使用不用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亚洲。他们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亚洲各国的“问题”更为敏感。他们自觉地与研究经费的来源保持距离，与前往华盛顿演讲的邀请保持距离。

从“现代化”理论进入“现代性”研究

东：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成功，现代化理论应当还会持续流行吧？

道尔：的确如此，但变化也很快到来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器大批量涌入美国，人们开始谈论作为经济奇迹、超级大国的日本，日本的经济真正的腾飞了。钦佩与惧怕的情绪深刻地混合、互动于美国政治和学术界。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日本第一》。同时日本话题在华盛顿开始引发争议，毕竟此时的日本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经济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人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竞争不对等，必须阻止日本人，等等。

可以看到，一方面，wow！这真是一个绝佳的现代化理论的案例，一个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式的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也发现，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成功应当更多被归因于国家的角色、产业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市场。

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之后不久，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指出了上述问题。赞扬日本经济奇迹、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声音与批评日本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声音掺杂在一起，一种特殊的张力开始形成。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有人都把日本看做极其成功的经济巨人，直到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和股市泡沫破灭。

东：此间中国因素是否对美国学者的视角有所影响？

道尔：与日本经济的飞速成长同时，日本与美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这分散了部分人关于亚洲的注意力—一些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但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人谈论中国是可能崛起的超级大国，一个也没有。

东：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何时结束？

道尔：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开始进入“失去的十年”。媒体和学界又回过头开始讨论“日本的失败”、“日本的问题是什么”。现代化理论沦为解释日本的框架之一，而失去了从前的主导地位。尤其在两年以前，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露时，让人简直不可理解这样的大灾难会发生在日本。

同时，亚太地区关系出现了深刻的、此前不可预见的力量转换：地缘政治的聚焦由日本转向中国，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崛起，而日本似乎只是一个主要但问题丛生的国家，而且一直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作为一个例证，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他的手指似乎总能指向胜利者的方向。

东：所以美国的日本学进入了更加多元的时代？

道尔：是的，不容否认，美国的日本研究现在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你不能讲左翼的学者被边缘化，因为很多人取得了学术事业的成功，我也算其中之一，我们没有被清洗出局。我们没有被这个领域歧视，我们用尽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型写作，小心检索大量的资料，我们比从前的学者更加小心谨慎地治学。严肃的学术研究要求批判性思维和对待材料的诚实态度，你永远也不能扭曲你的发现。

现在人们不再使用现代化理论作为常用术语，而是更多地研究“现代性”，这是不同的理论框架。日本终归被看做世界系统的一部分，日本走向这边，西方走向那边，尽管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将时间追溯回一战之后，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早期，在日本能够发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摩登女郎，当然这些也可以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现，尤其是海派文化中。

东：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在书中写过，日本在美国的形象变化是从野蛮狂热的“猿人”发展为占领期可供白人消费和享乐的女性形象，再到后来的经济巨人，那么现在呢？

道尔：“日本人”和“美国人”、“中国人”一样，是很难简单概念化的。从1945年至今，美国与日本的密切互动关系已经持续近七十年。人们对日本的理解比二战结束时已经大大加深和复杂化，尽管在大众传媒中还时常出现刻板印象和群体性描述导向的陈旧术语，我认为学者眼中的社会是多元而差异化的。

我们对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更加敏感，在政治政策之外，很多学者严肃地对大众文化中的元素做出研究，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劳工运动或是底层革命等政治领域。不同层面的人群正在被呈现，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正在被呈现。战时野兽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领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为经济威胁的日本人，在某种层面上一直存在，但这个国家的严肃写作中呈现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经极具复杂性。

文/张哲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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