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迟疑了一刹那，就冲口而出：“是那些年轻官员的过错。”

“愿闻其详。”

“年纪大、有经验的官员被年轻官员排挤了，而这些年轻官员没有任何处理国事的实际经验，就这样发展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经过这次危机，这些年轻官员被清除了。”

“如果这个突发的转折能够带来这样的结果——即老人仍然回到其原职，那就太好了。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看看吧，在国家如此困难的关头，连李鸿章这样的人仍然没有职位。”

老先生使劲点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明显迟疑不决，不愿做进一步的阐述。得想办法触动触动他才行。

“按照我的判断，”我又开始说道，“目前状况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物能够代表中国政府。此时此刻，外国公使们能与谁谈判呢？我可以想象，您肯定处境难堪。”

葛尔士先生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而且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德国公使根本就不上总理衙门去。张荫桓被放逐，李鸿章被解职，在位的还有什么人呢？

“这个嘛，政府倒还是一直在那里啊。”李鸿章说。

“政府在，但还不够，”我回答，“还必须是个有能力的政府。如果照这样下去，中国很快就会尝到后果了，首先贷款就是个问题。”

“只要中国支付贷款的利息，”李鸿章解释，“就不用担心贷款，而目前不是准时在付利息吗？”

“借款及其利息都是过去的事情。为将来着想，中国比以前更需要贷款。现在正是伟大的建设时代的开始阶段，正是需要依靠欧洲资本的时候。如果欧洲不给钱，中国就造不了铁路。”

“那就不造铁路。”李鸿章平静地说。

我表示惊诧，一个被欧洲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开路先锋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葛尔士先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中国丢失了多少贷款：比利时人不想再给已谈妥的北京—汉口铁路贷款项目投资；还有德国辛迪加，原本申请参与清江（Tsching—kiang）到天津的铁路项目，现在疑虑顿生，流露出撤出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我又强调，“中国政府里没有欧洲可以信任的人了。李鸿章是中国贷款最好的广告牌。在主事的中国政要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对中国太有价值了，就像那些借款一样。”

李鸿章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恭维，似乎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考虑了一会儿，他最后说：“外国人承认我、尊敬我，是因为我有功绩。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这么想，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相信会是这样。”

“真相就是如此。俾斯麦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得到了整个文明世界的信赖，却无法继续获得他的皇帝的信任。”

“为什么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人们指责我给了外国人太多利益，说我是卖国贼。”

李鸿章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掠过一阵抽搐。在说“卖国贼”的时候，他发出了一阵嘲弄的大笑。

“眼下太后又掌权了，她对您更熟悉，会很快重新启用您。几天前，我从天津出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您马上就会回到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了。”

李鸿章摇头说：“我不相信会这样。”

“为什么太后又重新执政？”

“皇帝病得很重。不过他仍然与太后一同执政。上朝时他们坐在一起，只不过太后前面用帘子挡着。中国人觐见时，太后在场，外国人觐见时，只有皇帝在。伊藤侯爵觐见时，也只有皇帝在。”

李鸿章闭口不提伊藤觐见的时候，危机还没有爆发。由此可以判断，他说的其他事情的真实度有多大。

“看来太后手里掌握着权力，她的政府越来越具有反动的色彩。给人的印象是，她要把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取得的进步全部清除掉。皇帝下过命令，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除了中国经典，还要考外国科学。中国的学者都很乐意接受这一决策，很多考生已经买下很贵的欧洲科学书籍来学习。昨天太后却下了一道谕旨，考试仍然一如既往地只考中国学问。太后还把所有的中国报纸都禁止了。这就让人很想知道，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人如李鸿章，是否赞同这些退步的政策。”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1898年，《法兰克福报》采访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