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角七号》与东亚的日本情结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台湾最热的政治话题系导致二次政党轮替的总统大选，那麽，最热的社会话题则非创造了战后台湾电影奇迹的《海角七号》莫属。事实上，《海角七号》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如今已成爲台湾社会学研究不能轻易忽视的新课题。
有关《海角七号》在台湾社会引发的效应与相关的讨论，可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海角七号》扣人心弦的成功因素。此类的讨论涉及故事的张力、角色的塑造、摄影技巧、音乐、日本元素等等。其二，有关如何解读《海》片的“日本情结”。此方面的议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的焦点集中在该片是否“媚日”的争议上，议题涵盖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认同与台湾主体性等触及台湾社会神经的核心问题。
《海》片引发的争议始于台湾两位知日派学者。台湾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许介麟在其刊登於2008年9月25日《联合报》，题为〈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的评论文章中，以专家的触觉批评影片弥漫着“对过去殖民地台湾的恋恋‘乡愁’”，并嗟叹“台湾终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其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在10月9日刊载于《中国时报》的《<海角七号>的台日苦恋》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批判《海》片成功地拍出了台湾人民的“被殖民慾望”。
许陈二文对台湾社会缺乏对殖民主义的反省乃至“媚日”现象不以爲然的批判，是否涉及价值判断的层面，本文不予置评。然而，二文对台湾社会所存在的日本情结问题的关切，却提供了社会学者与比较社会学者作进一步探讨的契机与空间。
所谓“日本情结”，背景有源自于战前日本殖民统治的同化政策与生活经验，也有战後日本经济起飞与新文化产业兴起的因素，後者常以“哈日”现象冠之。就程度而言，有停留在对日本流行文化、传统文化钟爱、迷恋的层面，也有进而扩大至倾向对日本人、日本社会制度甚至对整个国家正面评价乃至憧憬的层面，成爲一种近乎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态度，甚至还提升至身分认同的层面，期待成爲“日本人”。从此定义而言，围绕在日本情结问题上的讨论，已不仅仅是台湾社会范围内的问题。
事实上，从台湾到港澳、从新加坡到越南、从韩国到中国，无论是东亚的“中心”还是“边陲”，尽管各自所浮现的时间、程度与性质不一，然而都在战後(部分地区始於战前)不约而同地出现、存在“哈日”或日本情结此一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由於过去战争的阴影与战後所遗留下的“历史问题”在东亚地区时隐时现，也使得东亚地区的日本情结多了一层其他地区少有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性。因此，如何解读、分析东亚社会日本情结的本质，也成爲东亚区域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虽然个人的喜好爱恶未必直接涉及历史因素，然而作为战后东亚地区社会现象的日本情结则或多或少避免不了历史因素的影响。笔者以爲东亚地区的日本情结因该地区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深浅，大致可分爲两大类。
其一，战前受过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地区，包括台湾与韩国。日本对冲绳(琉球) 的统治尽管非采用总督府模式，不过其统治形态与其後的台、韩地区相似，属於此类。
其二，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军事侵略或占领，这些地区包括中国、香港、越南 。实际上接受了日本15年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则介乎两者之间。
由于此二类国家或地区各自拥有不同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也对其民衆在战後出现的日本情结产生不同的影响 。
首先，第一类的国家或地区民衆所拥有的日本经验中，既有武装反抗与残酷镇压的历史记忆，也有後期社会相对和平、稳定，与日本人也有较多互动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成爲战後形成与影响日本情结的“历史基因”。而此历史基因的实际效应，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於当时的亲身经历与记忆的选择。
此外，第二类国家或地区由於在战前的日本经验较短，而且当时基本上一直处於战争或被占领的状态，因此造成经历者对日本抱持较爲单一且负面的印象。
值得补充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日本经验，其对後来日本情结的影响，还与战後该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如何、涉及该段历史的战後教育如何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