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东亚世界的日本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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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0年代台湾对日本文化全面开放後,香港似乎将“哈日”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了台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年轻人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恋有所减弱。十几年来日本音乐、漫画、卡通、电视剧、电影、游戏机几乎与日本同步流行,而几年前的电子宠物鸡、贴纸相(台湾称“大头贴”)也风行一时。

诚然,香港的哈日并不限于对日本流行文化的热爱,还延伸到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憧憬,这也反映在香港人对日货的钟爱上。1960年日本大丸百货在香港开业,这也是战後日本在亚洲开设的第一家日资百货,比1987年开业的台湾第一家日系百货太平洋崇光百货早了27年,全盛时期的1980年代曾有9家日本百货驻足香港。此外,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寿司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也是香港人唯一愿意排长龙等候的餐馆。与此同时,无论是去赏樱花、看红叶,还是去“浸温泉”(台湾称“泡汤”),香港人到日本旅游者络绎不绝。事实上,这也反映在从香港到日本的航线开了一条又一条,早在1960年代已开设了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四条航线,1970年代扩大到鹿儿岛与冲绳,而到了2001年,还拓展到北海道(札幌) ,与过去各时期的台湾相比,无论是航线还是每周的班机数量都比台湾要多。至此,“哈日”在香港的影响已超越了流行文化的层面。

另一方面,围绕在与日本的历史记忆上,香港与台湾截然不同。香港老一代不仅不“恋日”,甚至还存在“仇日”情结。不过,老一代的那三年零八个月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并未牢牢地束缚战後香港人的日本观。在资讯透明的香港社会,民众既可以热情支持保钓,也会对追上日本女孩的身边朋友投以羡慕的目光。因此,香港观众对《海角七号》中阿嘉与友子的恋情会如此“受落”(“接受”之意)也就不难明白了。这是香港人日本情结的特质。

三、台湾,亲日本家

诚然,香港战后世代热衷日本流行文化的“哈日”现象,并不能与台湾跨越三代、复杂多元的日本情结同日而语。

台湾社会的日本情节,可粗略地细分爲两个层面:年轻人的“哈日”与部分经历过“日本时代”老一代本省人的“恋日”。各有空间的两者构成了其他地区罕见、台湾社会独有的“亲日”现象。

严格而言,年轻一代的哈日与老一代的恋日,纵使在“向往”与“憧憬”日本文化的轴线上有着共同的方向,然而两者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年轻一代的日本情结,其核心部分仍然是对日本流行文化的热爱,并因此延伸到对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的好奇与亲近,甚至在情感上延伸到对日本社会整体的肯定与向往。可是,如此的日本情结与香港社会的哈日现象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两者充其量只有在程度与范围上的细小差异。

然而,老一代的“恋日”情结,却非靠后天培养起来的兴趣使然,也非战后日本经济成就综合性影响的结果,更多的是基於“日本时代”的生活经验、皇民化教育、对日本制度的理解、与日本人的互动等经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恋日情结隐含了向往成为“日本人”的期待。诚如李登辉所言,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一样 ,老一代的“恋日”情结中包含着“认同”的因素,这是哈日的年轻一代所不具有的。

高金素梅

诚然,“日本世代”中,并非只有恋日的一群。正如在那一代人之间,既有像李登辉一样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或热衷於说日文,并在同世代俳句聚会中得到慰藉的“亲日派”,也有跟随高金素梅到靖国神社要求索回祖先灵位,或未能在追讨合理给付、要求道歉与赔偿如愿,而对日本愤愤不平的前台籍日本兵与原慰安妇的一群。必须指出的是,即使被视爲“亲日派”的一群之间,也因个人的遭遇与在日据时代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与日本人的关系而对日本的情感不尽相同。

显然,在那群日本世代的台湾人中大部分存在恋日情结,却是不争的事实。此一现象也与同样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人的态度南辕北辙,并在学界留下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的课题。

笔者以为,台湾与韩国老一代主流派迥异的日本观,源自於两个民族或族群不同的民族传承意识、独立国体的经验、战後的遭遇,以及记忆的重构等因素。衆所周知,台湾人的主体主要是来自闽粤的移民,其移民性格使大多数人不具在台湾传承中国民族与国家命脉的意识,战前的台湾也未曾有过清晰的独立历史,这与自称拥有数千年独立历史的韩国人不能相提并论。除此之外,“日本世代”在战後所经历的二二八事件,使得在他们在对“祖国”失望与认同纠葛的过程中,对“日本时代”的恋恋乡愁油然而生。

在分析老一代的亲日情怀上,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记忆”的选择乃至重构的问题。随着1980年代後期台湾社会自由化的开始,老一代的亲日情怀得以透过媒体有了较爲清晰的呈现。不过,这群“日本世代”所经历的并非日本殖民台湾完完整整的50年,而是日本统治的末期。这时期台湾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民衆基本丰衣足食。因此,这一代台湾人的亲日情怀并非没有其客观的依据。只不过,这种“日本时代”的美好记忆是透过选择与忘却的过程而沉淀的结果。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日据时期前20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武装反日运动的残酷镇压,加上在战时体制下实施的“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使得他们在与战後初期国民党风声鹤唳统治的“鲜明”对照中,透过选择性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已逝去的“日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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