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情结与去殖民化的困境
以上透过程度、面向各异的“哈日”、“亲日”、“恋日”三个概念剖析了战後香港、台湾、冲绳三个“边陲东亚”地区所呈现的“日本情结”的主要特徵。
然而，这三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在对日态度上向“向往”日本的方向倾斜的现象，也引发争议，其中以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批评最爲激烈。这些来自社会内外的批判，涉及包括后殖民主义╱去殖民地化与去边陲化的层面，存在值得进一步广泛讨论的空间。
本文开头提及两位台湾学者撰文痛批《海角七号》中的日本情结，二文批判的目的并没有在文中清楚呈现。不过，透过文中批评的视角、遣词用语，以及作者的“知日派”背景，不难解读是爲了促进台湾社会的反省能力，以在台湾社会建立摆脱殖民地阴影的自信。然而，战後台湾社会缺乏对日本殖民主义反省的原因何在？这种“缺陷”对19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体性意识的建立造成何种矛盾？二文并未多加着墨。台湾过去的殖民地经验，所突显的是“中心”争夺游戏下的“边陲性”。不过，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却是挑战“中心”或向“自决”(self determination)倾斜的“去边陲化”现象。然而，《海角七号》中自然流露的恋日情怀以及台湾社会现实中缺乏直面殖民主义霸权架构的亲日情结，所揭示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反省，并没有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台湾社会正式展开。而这种在告别殖民主义过程中对旧殖民文化“欲走还留”的徘徊现象，也因此使以“去边陲化”为前提的台湾主体性的建立充满内在的矛盾。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涉及殖民地时代结束後的“回归祖国”与“去殖民地化”的问题。而对“回归”与“去殖”的讨论，也涉及作为新“中心”的“祖国”难以回避的责任问题。这不仅仅是台湾、香港和冲绳等“边陲东亚”地区在後殖民地时代也有相似之处。
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重新整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个现象是：战前列强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无论台湾、冲绳还是香港，甚至澳门所经历的却是罕见的“回归祖国”(台湾称“光复”、冲绳称“复归”、港澳称“回归”)。而且，彼此之间至今仍不约而同地与“祖国”在国民整合与国家认同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同时，这些“边陲东亚”地区也都陷入去殖民地化的困境。“去殖”的前提是殖民地时期的不平等权力架构在旧殖民者离开後必须瓦解。然而，日本人走後，台湾人迎来的是以外省人为主体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而由於国民党背负历史“原罪”，即使台湾在民主化后仍缺乏反思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间与空间，也使挥之不去的日本乡愁能够在台湾社会安然存在，能够在《海角七号》中大摇大摆呈现。
香港虽然没有台湾人当年“狗去猪来”的二二八悲情，但是也有类似的心理冲击，包括回归後经济下滑、“二十三条”以及50万人上街的新集体记忆。特区政府至今的统治架构与“九七”前几乎无异，因此回归后政府也和当年国民党一样不敢提“去殖”，而是一味地强调要如何“爱国”，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回归后的澳门。
显然，“边陲东亚”地区对殖民地时代的乡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或隐性的新“中心”一种反弹表现。许多香港观众《海角七号》的共鸣，多少折射出对回归後与日俱增、来自新“中心”压力的不安。《海》片中台湾人到码头欢送载着日本人的船只离开港口的最後一幕，让许多香港人联想起“九七”时人们聚集在海旁向大不列颠号送别的情景。换言之，无论是香港人对殖民地时期集体记忆的维系，还是台湾人对殖民地乡愁的重构，不约而同地所折射出的，是被国家与民族翻弄的“边陲人”只能寄古谏今的无力感。
只是“中心”似乎只懂得期待回归後的“边陲人”对祖国的拥抱，却无法理解“边陲人”这种充满矛盾的无奈，也未意识到“中心”自己的结构性责任。
事实上，对台湾社会亲日观批判最烈的正是来自“中心”，而“媚日”则成爲“中心”主义观点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解读，这也反映在一些大陆知识菁英与网民对《海角七号》的鞭挞。
《海角七号》争议延烧到对岸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台湾作家王丰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於10月10日发表在大陆博客重地《凤凰博报》的这篇文章，以尖锐的笔触批判《海》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此文一出，随即在大陆网络上引发针对《海》片“媚日”情结的讨论，《国际先驱导报》还就此争论采访了王丰以及其他卷入该争议的作家。
虽然大陆的媒体或影评并没有一面倒地对《海》片持否定态度，不过受“大毒草”效应的影响，批《海》片的文章络绎不绝。曾任多家杂志主编的司马平邦在其撰写的〈看中影集团怎样引进媚日台片《海角七号》？〉中，严厉地批影片“把侵略者当年滚回本土的场面处理的堂皇优美”，并获得许多大陆网民的共鸣 。客观而言，台湾确实是公认为日本境外最亲日的社会，而中国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反日大本营”。在迥异的民族主义语境下两岸南辕北辙的日本观，俨然成为两岸在“统一”之外另一个最难交集的分歧点。
与香港和台湾不同，冲绳的“复归祖国”是在长年累月的期盼中实现的。即便如此，“中心”与“边陲”的矛盾，并没有在1972年复归日本後的冲绳社会消失。至今，前统治者美国并没有真正退场，占日本整体2/3的美国驻军仍与新统治者“共存”于冲绳社会，这也使复归后冲绳的日本情结比香港与台湾来的更为错综复杂。
被置于后殖民主义与“祖国”中心主义夹缝中的“边陲东亚”，其社会中挥之不去、复杂多元的日本情结，似乎还扮演着解开後回归时期社会内在矛盾和与“中心”纠葛、冲突深层原因的微妙角色。
文/林泉忠 来源：《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