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7日，德国第一艘无畏舰“拿骚”号在威廉港皇家船厂下水，德皇威廉二世和荷兰王夫亨利亲王亲临仪式，巴登女大公希尔达主持掷瓶礼。多么壮观的场面！这艘安装有12门11英寸主炮的巨舰构成了旨在将帝国海军一线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舰的第二次舰队法案的一部分，也是条顿人争夺“阳光下的土地”的最新工具。
时间仅仅过去11年，1919年6月20日，在苏格兰东北方的奥克尼群岛，英国人惊讶地看着德国“公海舰队”在泊位上下沉。战败的德国海军自行凿沉了被扣押的10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2艘鱼雷艇，损失超过40万吨。世界第二大海军，历时近二十年缔造，未放一枪一炮就消失在了斯卡帕湾的海底。
对“一战”德国海军兴亡历程的反思，往往振荡于1908年的盛景和1919年的悲剧这两个极端之间，却很少有人关注一些更原初的问题：作为毋庸置疑的欧洲第一大陆上强权，德国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最后几年，突然生出建设大海军的想法？大海军是否达成了柏林在创建它时所欲收致的效果？它是否令德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安全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19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场景中，回到马汉海权论最初兴起时的世界。曾任美国国务卿和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讲过一段名言：“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王国，退回到朦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海神犹如上帝，马汉扮演先知，美国海军则是唯一的正统教会。”这段话概括了马汉海权论在19、20世纪之交受追捧的程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这位经历平凡的美国海军上校，把自己在海军战争学院授课时的讲义整理成书，在1890-1905年陆续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四部曲著作，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纳尔逊生平：大不列颠海权的象征》，《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这套丛书后来也被简称为“海权论”。
在海权论系列中，马汉考察了1660-1812年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起过程，他得出的结论是：海上力量（海权）对世界历史和国家繁荣有着相当巨大、甚至就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当一国先天的地理条件同时有利于朝海陆两个方向发展时，最好选择向海洋而不是大陆发展，因为拥有海上优势的国家总是比大陆强国更容易主导世界事务。
不仅如此，马汉还列举出了影响一国海权发展的六项主要条件：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因素。前三项本质上是地理性的，后三项则与国民和政府的意愿有关。在马汉看来，一国政府在平时应当助长本民族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在战争时期则要娴熟地利用其海上力量，如此世界地位便可获得提升。
有学者把马汉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总结为“马汉式逻辑”和“马汉式语法”。前者指的是以生产、商业、海运、海外市场和基地为基础的广义海权构成了国家获得财富和增殖权势的源泉，后者指的是要确保广义海权带来的盈利、排除竞争者和敌对者的干扰，就必须“在海上拥有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力量，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公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也就是获得制海权。而获得制海权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利用主力舰队进行海上决战。
德国在1897年前后所受的，正是“马汉式逻辑”和“马汉式语法”的鼓舞。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许多德国知识界精英认为：1871年对法战争的胜利和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渺小的，如果不能把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上升到“世界强国”层面，德国的崛起就没有意义。而马汉对海权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的强调，刚好符合德国人的这种心理。他们对马汉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简化，得出一个“世界霸权=海外殖民地+商业霸权=最强大的舰队和商船队”的公式。对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来说，这种高度简化的理论吸引力是相当惊人的。
德皇威廉二世对海军事务的狂热，则对本国的“大海军偏执”起了进一步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位皇帝对马汉的理论格外青睐，他曾经宣称：“眼下我不是在阅读、而是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我在尝试用心学习它。我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我的舰长和军官们经常引述它。”1889年，威廉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身份，被授予英国皇家海军名誉元帅军衔，曾多次受邀检阅英国舰队。对英国世界地位和英国海军实力的羡慕使他产生了一种狭隘观念，认为德国之所以在世界影响力和海外殖民地规模上不如英国，完全是因为海军实力不够；只要能在海军力量上超过英国，亮出“铁拳”，“世界强国”的前景就是可期的。
那么，事情真有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直接吗？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马汉海权论在立论基础上的漏洞。首先，海权仅仅是在马汉重点考察的那个时段和区域，即16-19世纪的欧洲，占有优势地位。从较长的时段看，古典时代四大文明以及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都不从海洋汲取力量，这意味着海洋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的能力并非一成一变，而是具有周期性。总的来看，海陆两种地理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各有盛衰，主要取决于技术环境的变化。概括说来，在16世纪以前的“前哥伦布时代”，舰船的航程和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至多能对某些封闭海域或内河水道建立控制；以欧亚大陆封闭的中心地带（即所谓“枢纽地带”）为基地的游牧民族，凭借骑兵和骆驼队这两种高机动性载具，对外围的广阔领土构成了长期威胁。在这一阶段，大陆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要超过海洋。但到了15世纪末，在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哥伦布时代”的序幕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得以凭借海上力量的机动性，由内向外、由西向东地完成了对世界的再征服，并且形成基于远洋贸易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海洋的影响力占据优势，这也是马汉著作的结论。但德国所处的19世纪末，恰逢技术环境的又一波变化，这种变化对海陆力量对比造成的影响，是海权至上论者乃至德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的。
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恰好乘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在这波技术变革浪潮中，以铁路为代表的陆上交通工具取得了长足发展，使大陆强国具备了空前高效的资源动员工具。德国坐拥可观的工矿资源，对兴修铁路又极为热心，很快在经济总量和工业指标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900年德国钢铁产量达到630万吨，接近英国（500万吨）和法国（150万吨）的总和；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据13.2%的份额，与英国（18.5%）的差距微乎其微，接近法国（6.8%）的两倍。这一切都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而且是在甚少进行海外扩张、几乎不依赖殖民地提供独占性原料产地和市场的情况下完成的——换言之，对大陆资源和市场的开发恰恰是德国崛起的主因。置本国占有优势的大陆舞台于不顾，舍本逐末地渴望相对优势已不那么明显的海洋，显然是一种重大的误判。
其次，“马汉式逻辑”认为，贸易、商船尤其是远洋航运构成了建设海军力量的唯一有效基础，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殖民贸易已不复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主因，生产变得更加有利于那些在资源和人口上占据优势的大陆强国。技术取代了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意味着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国家经济繁荣的关系与马汉揭示的刚好相反：不是海权的兴衰决定了国家财富的多寡，而是稳定的生产能力造成的国家经济基底可以创造出强大的海权。德国用于建设大舰队的财富完全来自其大陆经济，就是一个明证。
诚然，伴随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对德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海外进出口货物吨位的高速增长和远洋航线的航线的延伸使得德国有必要扩充其海军。但这种需求远没有达到临渴掘井的地步，更不需要在短时间内突然创造一支世界第二大舰队。就1890年代初的安全形势看，德国的两个海上假想敌是俄国和法国，但德国在对抗这两个国家的舰队时，享有地理上的优势：在波罗的海方向，俄国舰队相对于德国拥有数量优势。但俄国是一个海岸线被诸多地理障碍割裂的大国，其海军兵力分散于多个战略方向，无法集中到波罗的海一处。故德国只须建设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实力相当或稍逊的海军，就足以维护本国在这一海区的航行畅通。至于法国，它与德国的海岸线之间隔着低地国家和英国，在这些国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商船只须趁夜出航、驶向英国海岸，或取道苏格兰-卑尔根航线进入大西洋，就可以维持远洋贸易畅通。而在英国维持中立或对德友善的情况下，法国将不可能冒险令其舰队穿越英吉利海峡、攻击德国在北海沿岸的港口。反过来，德国也只须建造鱼雷艇、快速巡洋舰、潜艇等“非对称”武器，就可以对法国的贸易船队造成威胁，这种建设的经济成本不高，引发的国际阻力也会较小。
实际上，在英国主动承担了全球航行自由和海洋经济体系维护者的背景下，只要德国不主动挑起与英国的争端，就可以坐享英国提供的公共产品。1914年之前，英国海军除去要为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航线提供保护外，还须承担包括在非洲海岸实施反贩奴巡航、在红海和东印度群岛捕盗、确保全球传教安全、进行海岸和水文测量等附加任务。而此际德国的商业航线在范围上与英国提供保护的部分完全重合，规模则远小于英国本身的需求，完全可以“搭”英国之“车”。反过来，假使德国打算取代英国的这种保护者和体系成本承担者的角色，正在享用英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国家也很有可能因为对德国的动机和能力不甚信任，而拒绝这种地位让渡。
偏偏德国在一开始就把英国视为挑战的对象，这种鲁莽而带冒险性的决策造成的后果至为严重。首先，直到德国大张旗鼓地开始建设大海军的1897年为止，英国并不把柏林视为严重的威胁和心腹大患。俄国与英国围绕印度乃至整个中亚的“大角逐”正进行的轰轰烈烈，法国在西北非洲的野心则使英国格外担忧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在此情形下，德国与英国虽有偶然摩擦，英国仍寄希望于德国能在东方问题和非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上伸出援手，为此甚至考虑给予德国更多的安全承诺，以帮助柏林改善身处法俄之间的外部环境。但德国心血来潮地决定建设世界第二大海军，并且毫不掩饰觊觎英国全球海上霸权的企图，这种大胆之举使伦敦被迫重新审视其全球战略布局，并当机立断地决定：搁置与法俄两国的分歧，集中力量针对德国。从1904年到1907年，英国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战略重心的调整，开始集中财力建设技术和数量上都压倒德国新造舰艇的无畏级舰队，并从外交上孤立和打压德国，而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欧陆仲裁者”地位，几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诚如丘吉尔所言，“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
忽视本国始终拥有相对优势的陆上权势，却去追逐一种被夸大了的海上霸权，这种一时兴起非但没有强化德国的安全地位，反而使它的外部处境变得异常险恶，使它的决策者变得惴惴不安。就像著名历史学家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这可是德国，是欧洲大陆上史无前例的最强国家，工业扩张的喧嚣和气息弥漫着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陆军保卫着它的安宁，全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增益着它的权威，‘力量’这个词能够找到的每一种表现形式正在那里层出不穷地绽发。可它的领导人呢，却总是提心吊胆，断定约翰·费舍尔爵士的舰队或者斯拉夫入侵者的铁蹄会在某一刻不期而至。”（凤凰军事特稿 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