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使本地区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的存在对我东亚安全政策是不利的，使我面临较大的崛起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主要以积极参加多边安全合作为主。但时至今日，由于东盟缺乏足够的领导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陆续表现出“不给力”的特征。而改革原有机制的最大困难在于保持东盟的中心性不变。保持东盟的中心性就是坚持以“东盟方式”来发展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东盟方式导致各方在机制内对任何地区安全问题都仅限于讨论，而不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坚持以“东盟方式”来改革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后果只能是在现有机制上小修小补，比如在非敏感领域开发一些低层次的务实合作。这对缓解中国的安全压力只能起到小小的辅助作用。

因此，中国应当调整目前过于注重多边合作的东亚安全政策，而改以实行“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策原则，通过以“双边带多边”的方式，建立一个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在双边安全合作中，除了要搞好与美国的消极安全合作外（即防止中美两国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奋发有为”精神，主动出手，在我周边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搞好积极安全合作（即我与战略支点国家合作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秩序）。

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是指中国与某些国家在政治、安全和军事等方面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和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鼎力相互支持。在特定条件下，不排除中国向某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在中国所有的邻国中，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是中国现实的战略支点国家，但在东亚地区，中国还没有现实的战略支点国家。那么哪些东亚国家可以成为中国的打造对象呢？原则上说，潜在的战略支点国家是指那些与中国没有领土纠纷、关系良好、对中国安全利益有重要价值并且也面临外在安全压力的国家。环顾东亚，这样的国家至少可以包括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三国都面临美国的战略压力。虽然印尼未面临美国的直接战略压力，泰国是美国的亚太盟友之一，但这两国满足战略支点国家的其他条件，可以成为中国的准战略支点国家。准战略支点国家虽无法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安全和军事合作关系，但可以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带动一些地区国家同样采取善意中立政策。

缅、老、柬、泰四国是中南半岛国家，且缅、老两国是中国的邻国。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这四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中国能与缅、老、柬三国分别建立双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让泰国保持善意中立，这将有利于稳固中国南部的安全态势，并使中国的影响力伸展到中南半岛大部地区。这四国具备成为中国的战略支点或准战略支点国家的客观条件。多年以来，在缅甸军政府遭受国际制裁之时，中国几乎是其唯一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向其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坚定地支持缅甸军政府的恢复宪政进程。而在缅甸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发生冲突时，中国既坚决支持缅甸的国家统一，又积极参与斡旋进程，赢得了双方的信任与尊重。中国与老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相似，双边关系良好。柬埔寨一直是中国的忠实朋友，双方一直在事关对方重要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泰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被称为“中泰一家亲”。在《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中，双方对防务和安全合作的规划是：加强两军交流与互访，深入开展两国国防部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扩大双方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合作。

印尼是东南亚地区大国，是东盟隐形的领导者。高水平的中印（尼）关系有助于中国借助印尼的地区影响力来抵制美国利用某些东盟国家扰乱地区局势的做法，防止某些国家借助东盟平台来破坏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气氛。2013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中，双方对政治、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合作设想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承诺将通过防务安全磋商等机制进一步增进互信，推动联演联训、海上安全、国防工业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成效如何，还取决于中国与对象国各自的意愿与政策。但因为中国其相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大国，而大国的意愿与政策力度对双边关系的结果来说是关键性因素。就中国而言，我方需要在“不结盟”政策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造战略支点国家不是缔结军事同盟，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无需与别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旨在与对象国开展或深化多层次军事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与它们的战略友好关系水平，达到减轻安全压力的目的。

从这些对象国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同时面临中美两国的拉拢，而且由于地理的邻近性，这些国家更容易感受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力，如何解读这种影响力（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可能会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是否愿意成为中国的战略支点国家的确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中国不可能左右它们的认知和政策。不过，正是因为具有不确定性，才需要我们明确政策方向，加大政策力度，尽力而为，而决不能无所作为。

中国周边客观的安全形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与所有东亚国家都发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国家间关系。因此，我们应对东亚国家采取差异化外交政策，将之区分为愿意与我深化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力图保持中立的国家和与我有较大安全矛盾的国家，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方针。对那些愿与我深化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要尤其予以重视并加大工作力度，将之打造成在关键时刻能与我保持紧密一致的战略支点国家，而这类国家必将与我构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文/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中国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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