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抓我们的人我也不想评论谁对谁错，我一个老百姓打鱼的，”张德仁说。下午四点他还躺在二楼的卧室里看着电视。耳朵有些背的他把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一条街道都听得见，却反而又让广西北海的这个小渔村显得更加安静了。只有不远处还传来一些渔民粗野地招呼，还有轮机的轰鸣声。张德仁抽烟很凶，一根接着一根。这位53岁的机轮手谈起不久前的虎口脱险时，有些麻木也有些得意：九人出海，只有他逃了回来。
上个月，张德仁所在的渔船在印尼附近水域作业遭印尼武装公务船抓扣，但一艘中国海警船的强力介入将张和渔船从对方手里解救了出来，印尼警卫则带着其余八人消失在了夜色中（详见我们的报道）。
张德仁在家里讲述自己的历险。
中国目前并未对其在南海的“九段线”声索进行明晰地界定，而随着南海局势的进一步升温和南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在习近平鼓励下“造大船、闯大海、捕大鱼”的中国渔民，在自己的“祖宗海”上更加不愿让步。他们在大吨位渔政和海警船的护卫下，向更靠近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尼等国的争议水域进发。那里资源更丰富，也更危险。
在地处北部湾、邻近越南的广西北海，有许多像张德仁一样的渔民。这些渔民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已经是第几代人在这里捕鱼。北海的几个渔港里停满了几百艘大大小小的渔船，一些正在靠岸，一些正要出发。时近傍晚，每有渔船靠岸，一些在岸边闲坐的中年女工们就会迎上去帮着水手从甲板上把鱼虾搬上岸，赚些零钱。而还有一些工人正在把他们卡车上的冰砖，用小船，运到一些将要出发的大船上。到南海打鱼一次就要两个多月，这些冰块或多或少地能把鱼保鲜。
而满身腥臭的水手们，在和老板结完工钱后或是匆忙回家，或是径直走向渔村里大大小小的棋牌桌和发廊。随处可见的防治艾滋病海报上，写满了感叹号，但当地的防艾志愿者称，这些在过去几十天里只能在船上靠看影碟消遣的年轻水手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其中的风险，毕竟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又要出海了。北海市政府在近期一起新闻稿中也提及，这里“大部分渔民工存在危险性的性行为”。
港口不远的一个造船厂里几艘工人们正在建造两艘新渔船。船厂门口的牌匾显示，该厂是1981年联合国难民署捐赠的。北海当地渔民许多都是在70年代越南排华风波期间迁居到广西的华侨。渔民们说他们世代在越南打鱼为生，来到荒凉的北海，他们继续打鱼。
港口里停满了和那艘被救渔船一样大小的渔船，43岁的卢四超是其中一艘的船主。他介绍说这么一艘长约45米的钢制渔船，造价约大概700万人民币，而政府会提供近200万元的补贴，大概半年就能造好。卢当天下午就要和他的九名船员出海前往西沙和南沙，当被问及扣船一事时，在南海已经打鱼近10年的卢说，“他们去的地方（离印尼）太近了，我们一般不敢去那么近的。”
卢四超称自己的船在2011年也曾遭十几艘越南武装船只袭扰，但最后一艘中国渔政船及时赶到，让其得以脱围。
他说，“以前南沙鱼多一点，但是现在也少了，都少了。虽然我们国家说南海都是我们的，但是我们都不敢靠近怕印尼和菲律宾啊。越南那种小船我们都不怕的，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但是印尼菲律宾他们要抓你坐牢，渔船还要充公啊！”
“我们就靠近中国的岛礁附近打鱼。永暑礁我们也去的。一到我们中国的岛礁那里手机就有信号了，就可以打电话回家给孩子啦。有时候部队的船也会过来，登记检查我们的船，看有没有出海证。但是也不让我们靠近的，”卢四超说。
被解救的“桂北渔10078”在海警护送近一周后于3月26日下午回到母港，除了带回了幸运的张德仁，还带回了近千斤事发前收获的鱼货。
张德仁下船后和渔政录完口供就赶快回家了。张德仁和妻子住在地角渔村，他们住的三层小楼离港口步行也就十分钟。镇子不大，也很安静，“10078”的船主陈继发也住在附近，所幸他当时没有随船出海。渔船回港的第二天下午，陈正蹲在他的船边一边抽烟，一边焦虑地和身边的一个男子交谈。在被问及被扣船员时，陈一脸烦躁地说，“国家不是说了在和他们谈判吗，肯定能回来的，时间长短而已。”
在地角，这些身家千万的船主们和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们一样，骑着破旧的摩托车，皮肤黝黑，衣着朴素，他们或是忙着晒网，或是在焊接一些船上铁器。唯一能看出阶级的东西，也就是瞟一眼男人胸前口袋里，装的是50元一包的真龙烟，还是五块钱一包的白沙烟。
张德仁家门外和其他渔民一样，贴着祈求渔获和“出入平安”的春联和门贴。他在回到家的第三天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以下为采访实录，经过删节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