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从“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离”？
东亚的整体性崛起，正成为近年来影响和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伴随着东亚的崛起，亚太地区逐渐了形成了所谓“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二元格局。长期以来，这种背离在中美关系整体保持稳定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矛盾和问题。
一方面，两国关系虽偶有波澜，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走向战略对抗和冲突的意愿，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双方至少维持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两国虽有很多争论，但基本上还能比较和平地处理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两国并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韩国等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不阻碍它们发展与中国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
实际上，众多的东亚国家也热衷于在中美和其他大国之间游走，奉行“对冲”战略，以图从大国的均衡博弈中多方得利。另外，中美和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往往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合作。例如，在全球层面，各方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区域层面，安全议题上有东亚峰会，经济议题上存在亚太经合组织。正是这种大体的稳定和底线思维，以及存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使得这种经济合作与安全同盟的二元背离不会爆发大的矛盾和冲突点。但是，目前情势的发展却可能打破上述稳定的局面。
其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近年来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加深。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1970年的水平；而2014年，中国GDP达10万亿美元，美国为17.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尽管各方对于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存有争议，但在未来10-20年赶超美国却是大概率事件，美国因此变得更加焦虑。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战略上不透明，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防范之心日益加重。而中国则担心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美国强化与日本等亚太盟友的军事同盟，并加强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军事交流，均被视为欲图打造围堵中国的“战略之弧”。
其二，正因为战略互信的缺乏，双方在安全议题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尽管两国政府都力图避免使双边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双方在传统安全方面的竞争却在加剧。
美国指责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并将引发地区不稳定，同时指责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单边行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美国的航行与飞越自由。2015年5月13日，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指责中国的填海行为“规模和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破坏了海洋生态，使其具备了从这些前哨基地投射权力的能力”。中国则认为美国奉行“双重标准”，认为东海局势的恶化首先由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挑起，而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其主权范围内的正当、合法之举，并且早在几年前，越南等声索国就开始其造岛行动，美国对后者的举动熟视无睹，却独对中国加以指责。中国指责美国改变其在南海和东海等领土争议地区不选边的立场，越发明显地偏袒菲律宾、越南等国，明确支持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却对中国的声索及主张断然持否定态度。中国还认为，美国还大大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直接派军舰、飞机到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并且加强了对日本的条约义务，将中日争议的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美日协防的范围之内。上述举措均令中国感到美国对华制衡的意味在明显加强。
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网络安全、太空利用、金融安全等领域也暗中角力。其中，网络安全问题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痛点”。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名起诉中国五名军官，掀起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对抗。美国指控中国政府支持本国企业以黑客方式侵入华府和美国公司的网络系统，以“窃取” 敏感信息或商业机密。华府甚至一度扬言要对某些中国公司施加制裁。中方则认为美方的指控是要妖魔化中国，破坏中国的形象。中方特别指出，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肆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尤其针对中国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大学，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美国不过是在玩“贼喊抓贼”的游戏。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两国在网络空间进行激烈竞争的结果。
其三，“站队”情势的出现。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美国利用其盟主身份施压，要求其盟友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选边。例如，美国公开反对其盟友加入中国牵头创建的亚投行；在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美国也向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其他盟友施压，要求其不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中国在某些涉及主权的议题上，同样对亚太邻国有“站队”的预期，要求它们不要触碰中国的底线。针对澳大利亚军机抵近南海水域上空进行“航行自由任务”一事，中国反应强烈，希望澳大利亚尊重别国主权，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趋于恶化，未来不排除将出现更多的要求“选边”的情形，而这反过来将加剧双方的战略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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