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经过内战、饥荒和瘟疫流行，苏维埃俄国的工业遭到几乎是彻底的破坏。沙皇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厂由于原材料的异常短缺而不得不停工，更为重要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执行的余粮征集制和动员工人上前线的措施使产业工人队伍严重解体，作为集中了沙俄大部分重工业工厂的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所以，在1924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后，恢复和发展工业就成了苏维埃俄国迫在眉梢的事。但是，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动荡不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的缓慢以及联共（布）党内在工业化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使得工业化方针的实施迟迟没有列入议事日程。

这个问题在实际上成为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大事是在1927年。这一年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实施工业化方针的决议。实施工业化的方式就是以5年为一个周期来执行经济发展计划，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不仅影响了苏联自身，而且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五年计划”模式。这次代表大会相应地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29—1932/1933）的指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把执行五年计划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乌克兰，因为那里不仅有沙皇时期的煤炭和机械制造工厂，而且有顿涅茨克这样的矿区以及熟练的劳动力等其他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从个人关系来说，作为乌克兰劳动军的负责人，斯大林几乎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时起，就在乌克兰的工矿业集中地区——顿涅茨克从事动员和恢复工作。说得白一点，斯大林也是从乌克兰这块土地上发迹起来的。

所以，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乌克兰是全国计划的重点、核心地区。在其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被希特勒的突然入侵中断）中，乌克兰作为苏联直接工业化的重镇、国防军事工业的基地的位置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稳坐“A组”工业，即国防军工工业的首席之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苏计划兴建1500个企业，而其中的400个部署在乌克兰，而从投资方面来看，国家对乌克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全国投资总数的1/5。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全国计划兴建4500个工业企业，而乌克兰就占了1000个。

联共（布）十五大后，乌克兰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和在乌克兰实施五年计划的决议。于是，从1928年起，乌克兰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400个重点企业中包括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克里沃罗格、基辅和哈尔科夫发电厂，扎波罗热钢厂、克里沃罗格钢厂、亚速夫钢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诺沃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在改建和扩建企业中有：马里乌波尔冶金厂、第聂伯冶金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和下第聂伯轧管厂等。

在这份决议中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要使苏联的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二是，打通第聂伯河，争夺黑海的直接出海口。这样的决策在苏联政府当时所做的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极为清晰的表述。而在1929年西方国家发生了大的经济危机后，苏联的这种战略决策就更为强硬了。1929年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做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加速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决议。1931年斯大林的一次讲话突显了这种决策的强硬，或者说他把苏联工业化的意图和指向说得更清楚了：“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100年。我们应该在10年内跨越这一距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严重短缺的是资金，它的外汇收入主要靠出口石油、木材和粮食。对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这些外汇是远远不敷所出的。因此，人的因素、精神的力量被当成了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极为关键的手段。由上而下地指令开展一场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塑造英雄人物，以带动整个部门、行业，甚至全国经济战线的“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运动。而这一运动，恰恰是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矿区首先发起的。1935年8月30-31日夜间，顿巴斯的“中伊尔敏诺”矿井的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中央派出的视察大员的安排下，改既要一人采煤又要同时加固采煤面的传统采煤方法，变为“三人小组”采煤，斯达汉诺夫只管采煤，另两名组员是极富经验的采煤工，他们则负责清理和加固采煤面的工作。结果，斯达汉诺夫在将近6小时工作后，净采煤量达到102吨，是当时普通定额的13.5倍。第二天，中央的《真理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称赞斯达汉诺夫创造了采煤世界纪录，把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身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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