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壁断垣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一年后，这位新领袖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自此，伊斯兰教逊尼派自1517年后仅存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凯末尔制定了新的世俗化宪法，引入以西方法律为摹本的民法和刑法，关闭了经院和宗教学校，废除一夫多妻制，推行世俗化婚姻，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选美比赛。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财产所有权、竞选公职和在最高法院任法官的权利。凯末尔政府不鼓励妇女佩戴头巾。1925年，凯末尔发起了备受争议的“帽子革命”，禁止男性戴土耳其毡帽和包头巾，只准他们戴西式带檐礼帽。拉丁字母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中也“剔除了”阿拉伯和波斯元素。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面临亡国的危机。1919年5月，希腊军队占领土耳其天然良港伊兹密尔，土耳其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在各地展开。爱国军官凯末尔统一了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土耳其民族代表委员会。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的大国民会议上，成立了以基马尔为首的国民政府。1922年，土耳其军民赶走希腊侵略军。11月，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君主(苏丹)制度。1923年7月，列强承认土耳其独立。10月，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当时，我的祖父母要么就是还没出生，要么就是少不更事。只有我的外祖父当时已经记事，记得他在凯末尔的生日那天，把自己的毡帽抛向了空中。我父母出生时，土耳其已经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了。他们在土耳其最好的医学院相识，70年代移居美国，成为了研究学者和教授。两人一直是凯末尔的狂热支持者。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告诉我，如果没有凯末尔，我的祖母会是“寄生人”，终生依靠男人生活。但她却得以就读寄宿学校，写关于巴尔扎克的论文，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我感激凯末尔让我的父母接受了如此好的教育，没有被迷信或宗教拖后腿，成为了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从我3岁起就开始教我读书，一直深信我以后能成为作家。
我父亲来自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阿达纳。他的家庭是什叶派中占少数的阿列维派族人，从记事开始，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听到他的祖父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我的父亲第一次开始怀疑宗教是在12岁，他在阿达纳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伯格森与孔德：法国哲学研究》（Bergson and Comte: A Study in French Philosophy），里面提到宗教是文明在科学出现之前的原始状态，所以他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我母亲来自凯末尔的故乡安卡拉。她的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参与了安纳托利亚的现代化，他在政治上是一名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私下里却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但他不支持妇女佩戴头巾，母亲全家也从不戴头巾。小学时，我的母亲读到了《古兰经》中对无神论者的看法——上帝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沮丧得在床上躺了两天。她的父母告诉她，上帝比她想得要仁慈，不管信仰如何，行善的人都会在审判日上天堂。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不可知论者，我的父亲十分确信宇宙不是由什么伟大的力量创造，母亲则没那么坚定。但当她认为人们在祈求上帝来代替自己完成本职工作，比如在巴士上看到“真主阿拉保佑我们”的贴纸时，她会比父亲更生气。
我的父母都告诉我，要成为一个好人，信仰上帝既非必要，也不值得鼓励。出于完全无私的理由行善，而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才更加神圣有用。我对宗教的认识是它多余、不科学、落后——反正一点也不酷。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新泽西州长大，周围的一切都不曾与我的这一认知相抵触。长久以来，我都觉得一件事酷不酷和它实不实用有永恒的联系。我以为这就是世界的样子。但随后，身份政治出现，有伊斯兰背景的中右翼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土耳其崛起。自A.K.P.在2003年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其充满魅力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就一直是一国之首。
忽然之间，世俗主义者成了庸俗的代名词——他们怀有种族偏见，独裁，信仰精英主义，对西方奴颜媚骨。《时代周刊》把他们称作“世俗精英”。2007年，数十万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发起了对A.K.P.的抗议游行，《时代周刊》评价说，他们抗议是因为“恐惧”那些更为笃信宗教的同胞的生活方式，是在“势利地”抱怨“信教的土耳其人没钱没教养”，说“他们惹人厌的祈祷毯在医院大厅里会挡路”。如果报道的是美国人那种反对基督教权利的精英主义，很难想象《时代周刊》也会用这样居高临下的方式。西方对埃尔多安的评价最终也开始变味，尤其是在2013年加济公园爆发抗议（译者注：起因是政府决定拆毁该市加济公园、兴建奥斯曼风格的商业中心和兵营，还有人指建筑公司和政府有私交）后。他被指腐败，对记者和反对派采取的手段越来越独裁。但多年来，我在美国认识的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但凡对土耳其有一丁点了解，都是支持埃尔多安的。他们认为土耳其不可能一直压制和否认其宗教，如今人民终于表达出来了。
对现代土耳其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类学家珍妮·怀特（Jenny White）在《穆斯林民族主义和新土耳其》（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一书中，斥凯末尔主义为根植于“土耳其种族残暴特点”的“军国主义，敌意，怀疑和威权主义”的文化。穆斯林民族主义则是试图用“更为灵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划分”取代“历史上争议不断的共和国边境”，并“把穆斯林身份和文化放在比种族更为重要的位置上”。A.K.P.的支持者认为，奥斯曼人——凯末尔主义者心中将土耳其卖给英国人的罪魁祸首——实则是穆斯林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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