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每一句对凯末尔主义的诋毁对我父母来说都是心头一刀。我却拿不准该对此持有怎样的观点。不同于我的父母，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几乎所有土耳其建筑物的墙上都会挂上凯末尔的画像这件事是有点奇怪的。我还得知，为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上百万人在凯末尔的一声令下，被迫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衣着和生活方式。我还了解到许多被认为对国家有威胁的人——宗教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库尔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流放、监禁、折磨甚至杀害。我知道，到了21世纪初，土耳其军队仍然无法无天，戴头巾的女性仍受歧视，不能从事某些工作或在某些大学就读。
另外，联系我自己的家庭，怀特对凯末尔主义的一些批评听起来很耳熟，比如时时刻刻保持战斗意识和强烈的被害妄想症。不同于锡安主义（译者注：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发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旨在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凯末尔主义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土耳其建国的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战胜的协约国几乎对安纳托利亚取得了完全控制，英国和法国取得了部分地区的管辖权，其他地区也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瓜分。在凯末尔上台之前，他是军队的最高首领，同时也是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领袖。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民族与国家都是反土耳其的，包括在一战期间支持英国的阿拉伯人。我的父母总是梦想世界能够摆脱民族主义。我的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每晚向真主阿拉祷告所有国家能联合在一起，世界上将不再有国家的划分，也不再有硝烟与战争。同时，我还记得从小我就会受到警告——世界上有人是反土耳其的，他们积怨已深，会带来大麻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埃尔多安的确是在努力瓦解这种敌意的思维，和土耳其的邻国开启贸易与外交往来，改变土耳其人对“库尔德问题”（ 译者注：库尔德人要求所在国政府承认其少数民族身份，扩大其民族权利，允许其民族自治或独立，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冲突的第二大民族问题）和亚美尼亚大屠杀（译者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 150 万之众）讳莫如深的状况。在A.K.P.的领导下，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推出了一个库尔德语频道。2009年，埃尔多安出现在电视上，用库尔德语发表祝福。在不久之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
2010年，我移居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大学中任职，并成为了《纽约客》的记者，一做就是3年。我发现，土耳其和美国很相似，都形成了两极分化的两方阵营，分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义精英——所谓的“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所谓的“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划分。“黑土耳其人”处在下风，而“白土耳其人”是蔑视对方的种族主义者。珍妮·怀特写道：“凯末尔主义者用‘黑土耳其人’一词来诋毁下层或务农的土耳其人，暗示他们未经开化，男权思想严重，尚未现代化，深陷伊斯兰教的困局，就算升至中产阶级，也依旧如此。”埃尔多安骄傲地称自己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员。
我无法理解黑白土耳其人之间的划分。我母亲一家都是居住在安卡拉、白皮肤的专业人士，曾经拥有司机和园丁，很显然符合“白土耳其人”的标准。我父亲在阿达纳的亲人教育程度则一般较低，肤色也偏黑。我的祖父经营一家商店，向牧羊人出售纺织染料。我父亲还留过一段时间的胡子。但在为高中年鉴写的文章中，父亲为凯末尔说了不少好话。他的姐妹们都支持堕胎，家中所有女性除了做家务的时候，从未戴过头巾，我也从未听到他们对已经逝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有丝毫怀念。两边的家庭都有人担心，如果凯末尔的改革失败，土耳其会成为“第二个伊朗”。所以我父亲的家庭算什么——也是“白土耳其人”吗？
在伊斯坦布尔，我总是小心说话，以免听起来像是东方学专家（译者注：研究东亚国家语言、文化、历史或习俗的西方人）或恐伊斯兰。一天晚上，我和一名土耳其朋友在我的公寓聊天，扩音器里突然传来呼唤信徒做祈祷的声音。我的公寓和城中大多数地方一样，每天都会听到几间清真寺同时开始对教徒播送祈祷词，一天五次。我很喜欢一边漫步城中，一边听祈祷词。有些人对此十分擅长。（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在外祖父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声音十分好听，对祈祷词也熟识于心，宣礼使生病的时候，他会临时代替他播送祈祷词。）但当我关着窗户，在家工作或与人交谈时，扩音器传来赞颂伊斯兰的男声总是让人有些不快。我坦白地对朋友说：“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恶，但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朋友戏谑道：“不会吧，你是不是恐伊斯兰？”他建议我把伊玛目（译者注：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想成“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歌手”。
我爱笑，常独自旅行，又说不好土耳其语，所以常有男人教导我，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有些是世俗论者，那些车里放了一大堆宗教用品的司机根本不和我说话。剩下的多是些性格外向的穆斯林司机，漫不经心地跟我讲头巾的好处，说它“真是个尤物”。他们说，女人遮盖头部其实是一种女权象征，因为这表明她渴望尊重，不会因为没戴头巾遭到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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