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不回应，尤其是碰到易激动的司机时，因为司机一旦开始高谈阔论，就不看路了，很多出租车又没有安全带。不过有一次，一位司机执意要我发表观点，我大概说的是：“我觉得所有女人都应被尊重，这与遮不遮头发无关。”

司机表示完全同意，女人当然应该被尊重，但头巾可以时刻提醒男人要记得尊重女人，这个提示再清楚不过。毕竟，男人比女人倒霉，他们有时候容易忘我，然后不幸的事情就会发生，“甚至”，他压低声音，特地强调自己不想在我面前说这个词——“甚至，强奸。”

我用简单的土耳其语回答他，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威胁：要不戴头巾，要不被强奸。司机马上用华丽的辞藻抗议，说没有威胁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说威胁不合适，从我的微笑里看得出我是个和善、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世界本身不完美，有些男人就是像禽兽一般，所以最好发出清晰的信号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后来，我在一个鲜鱼馆下了车，去见几个文学教授。

如果刚刚的出租车是一个政治真空（Political vacuum），只有我和他，我不会抱怨司机的观点——那是他的车，他的国家，他开车带我去目的地。我土耳其语说的不好，这是我的劣势，于他而言却象征着优越，这表明我有经济实力在国外旅行、生活。通常，司机问完“你是哪国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机票多少钱？”

但毕竟出租车不在真空之中。这个国家的领袖曾多次呼吁女人至少生3个小孩，最好生4-5个，他的妻子本人也戴头巾。埃尔多安反对堕胎，反对节育，反对剖腹产。他曾表示，伊斯兰教对女人的地位已经很明确，但女权主义者就是不认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母亲身份的概念”。埃尔多安在总统的位置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口无遮拦，2014年，他曾口出狂言，称节育是“想断我们血脉”的“叛国罪”。我试图变得包容一些：穆斯林的女权者不想从面纱中“被解放”；世俗化对穆斯林女权者的苛刻，就如同穆斯林父权制对世俗女权者的苛刻一样，我很同情她们。但埃尔多安对女性的这番言论，我绝对不会原谅。埃尔多安是借着伊斯兰教的名义说的，因此，我也绝不能原谅伊斯兰教。

2011年秋，我曾前往安那托利亚东南部，报道一处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称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庙。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靠近穆斯林圣地乌尔法城，据说那里是易卜拉欣（译者注：Abraham亚伯拉罕或Ibrahim易卜拉欣为同一个名字的不同译法，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先知，伊斯兰教叫易卜拉欣，基督教叫亚伯拉罕）的诞生地。（这一小镇靠近叙利亚边界，现在也是外国战士加入伊斯兰国的途经站点之一。）在旅馆里，我似乎是唯一一名无伴侣的女性。我和前台说要住6天，他几乎像心脏病突发地说，“六天？”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一个人？”我问他蒸气浴室的开放时间，他说只对男人开放——全天如此，不是某个时间段。我乘电梯上去，知道房间的小冰箱里没有酒，很郁闷。在乌尔法城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在大厅也好，过道也好，旅店员工和我打招呼的话总是“哦，你还在啊？”

找一辆出租车载我去考古遗址是件难事，最后，酒店前台打电话给他认识的一个司机帮忙。那个司机态度粗暴，车上没有计价器，收我来回55美元，一路上叹气、小声抱怨个没停。回程时我打电话让他接我，他没接，最后我只能搭便车回来。当时我想，如果自己开车会轻松许多，于是我查到欧洛普卡租车（Europcar）的地址：乌尔法749号街，预约第二天晚上6点去。结果我迷路了，到晚上7点，我仍然在这段路上来回走，街牌号从771号一下跳到了764号。我好几次路过同一家便利店，送面包的小哥注意到我。

“你在找什么吗？”外送小哥问我。我把地址给他看，他又拿给另一个人看，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到底有没有749号街，后来第三人从店里出来加入了谈话。我站在那里等了几分钟，但很明显，他们讨论不出什么，而且欧洛普卡租车已经关门了。我道了声感谢，步行回到市中心吃晚餐。

大部分乌城的餐厅都有“家庭餐厅”的牌子，也就是说，有一个只为男士准备的房间，一个允许女人进入的“家庭房”。我去的这家餐厅的家庭房在房顶，上面有2-3个家庭，带着孩子，其他桌子是空的。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四人桌。服务生为几个家庭点单，忽视了我。坐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接到一个伊斯坦布尔朋友打来的电话。一听到我用英语说话，邻桌的两个女人转过头来盯着我，目瞪口呆。大概是她们觉得我用手机讲电话很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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