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打给你，”我告诉朋友。

挂掉电话之后，那几个女人还是盯着我，我试图朝她们微笑、挥手，但她们不理我，继续盯着我。服务员还是没有给我点单，他站到角落里抬头看装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最终，我放弃了，回到房间里，边吃芝麻酱卷，边读新石器革命。

乌城主要的宗教旅游景点包括一座古城堡，众多清真寺，还有一个洞穴，传言易卜拉欣在该洞穴出生，被鹿哺乳了十年。宁录（译者注：Nimrod，古巴比伦王，巴比伦在属灵的国度的中象征肉体与灵魂的堕落）曾想将易卜拉欣在熊熊烈焰上烧为灰烬，上帝将火焰化为一池碧波，柴火变做游鱼，那满是神圣鲤鱼的湖，也是在此。这些景点都靠近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有泉水，有玫瑰丛，我每天都去那里躲避酷热。女人在神圣之地必须戴头巾，所以我在集市上买了一个放在包里，它又薄又软，嫩绿色，上面有小的藤和叶的图案。

有一天去完易卜拉欣出生的洞穴，我忘记把头巾摘下来了，在从公园走回来的路上，我立刻有种别样的感觉。两个戴着头巾的年轻女人手挽着手说笑，与我擦肩而过，当我看她们时，她们立刻回视，直视我的眼睛，微笑着，好像我们都在开一个大玩笑。在那之前，我在乌城从没遇见过与我眼神交流或是对我微笑的年轻女子。我走着走着，愈发感觉到自由，那是第一次，我可以看任何地方，而不会迎来恶意的眼神。所以我将头巾继续戴着，回到城内。

这不是科学研究——我没有反复验证，也没有衡量过，我只是主观上感觉，戴着头巾走在路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人们会友善许多，我走近时他们不会看别处，我不那么受排挤；男人会避让，给我更多空间。我进商店时，男人会为我留门，以往他们都是径直先走进去，门在我面前狠狠地关上，而这一次，有人走到我的前面，为我开门。更不可思议的是，若我在车站，错过刚刚开走的公交车，车会在马路中间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男人伸出手来帮我，叫我“姐妹”。能被欢迎，被接纳，有安全感，看着别人微笑时，对方也报以微笑，这样的感觉太棒了。公交车一个趔趄发动，四周的汽车发出鸣响，我不禁问自己，我还能戴多久？到今天为止？还是永远？

我在想，为什么自己不早一点戴上头巾？为什么早没人告诉我可以这样做？这一点也不难，也不贵。既然戴上头巾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感觉好一点，为什么不？为什么要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因为原则？什么原则？男女平等吗？那我和谁沟通过这一原则？有多成功？他们真的理解我的用意了吗？还是说他们只是觉得我不赞成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落伍？难道这也叫做“沟通”吗？

我突然想到高跟鞋。穿高跟鞋很痛苦，而且还很昂贵, 至少对我来说，因为穿着它们很难走路，我不得不更多地打车。然而，我在纽约出席工作相关的宴会时，经常会穿高跟鞋，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能获得更多尊重。那我又何必拒绝佩戴头巾呢？头巾同样能让我在社交时更容易被认可，还不会妨碍我站立或走路。

然而，如果停留乌城期间一直佩戴头巾，我会觉得很不诚实，甚至有羞耻感，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欺骗人们的感情。仅仅是因为我戴上了头巾，那些对我微笑的女孩就以为我和她们一样，在公交车上帮助我的那位哥们儿也认定我是他的“姐妹”。

那时，我又有了另一个念头，有些疯狂，又如此陌生，以至于我甚至无法向自己清晰地描述出来：万一我是真心想这么做呢？万一我佩戴头巾的举动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我已经三十四岁了，近来一直对自己的人生走向有些迷茫。一年前，尽管有些不情愿，我还是做了一次堕胎手术，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痛苦似乎加剧了，哪怕只是一点微小的挫败或些许不友善的征兆。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而我突然发现，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作自受。仿佛多年前我选择成为一名作家时，我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虽然我并没有察觉到。如今我的眼前闪现出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方式，它要求你遵循明确的准则，恪守自己的责任，换来的是尊重、荣誉感和安全感。生孩子并非你的选择而是你的责任。你不必担心自己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性观念。你确实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成为一个四处游荡惹恼众人的记者，人们或是对你充满狐疑处处刁难，或是为他们的公关策略而利用你，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作为女性，独自出门，又是在一个男权文化中，这是非常艰难的。你会开始怀疑到底什么才是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曾问自己：为什么要一个人旅行？为了文学吗？那么文学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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