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穆斯林政府资助出版了于斯曼的七星版本并委任弗朗索瓦来作序，他重读了一些作品。就在那时，他突然意识到“于斯曼真正的主题一直都是布尔乔亚式（译者注：中产阶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对于单身汉来说是如此令人痛苦地遥不可及。”这就是于斯曼曾经渴望的东西：不是全黑的食物，也不是镶嵌宝石的乌龟，而仅仅是“聚齐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来享用一次辣根酱的肉菜汤，配着一瓶‘醇正的’红酒。然后再享用着梅子白兰地和香烟，所有人围坐在壁炉边，任凭冬风凌烈地敲打着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塔楼。”这种“对单身汉而言是如此痛苦地遥不可及”的幸福，哪怕是雇得起仆人的富翁也享受不到——需要一位精于厨艺又善于招待的妻子，来把一座房子变成一个家。

在维勒贝克的伊斯兰乌托邦中，布尔乔亚式幸福的代价是：女人寄生于男人。维勒贝克在处理女性被囚禁在家庭生活中的状况时令人惊叹，他让这个不堪的地位呈现出迷人的色彩，不仅吸引了着迷于伊斯兰的弗朗索瓦，还吸引了法国女性。比如，在小说靠前的部分描写了弗朗索瓦去看望两位前女友的场景——她们都事业有成，年逾四十，依然单身。不出意料，这些景象揭示了在年华老去的惩罚以及约会和单身对精神的折磨面前，女人比男人更为脆弱。哪怕作为红酒分销商或药剂师，事业成功带来的快乐也并未让她们得到补偿。随后，弗朗索瓦拜访了一位之前的女同事。由于大学被伊斯兰化，她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他发现，“看着她穿着围裙在厨房中忙碌，顺便还说着‘别看不起厨子，那可是老板的活’之类的俏皮话的样子。很难想象仅仅几天前，她还主导了一次博士会议，讨论巴尔扎克修改《贝阿特丽克斯》（Béatrix）稿子时的所有异常迹象。她为我们制作塞满了鸭脖和葱的馅饼，味道绝伦。”后面有一个场景发生在火车上，弗朗索瓦看着一位痛苦地打着电话的穆斯林商人和他两个年轻的妻子，一个饱受生活压力，两个妻子却在兴致勃勃地思索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弗朗索瓦意识到，在“伊斯兰制度”下，女性——“至少是那些漂亮到足够吸引一位有钱丈夫的女性”——的生活永远都围绕着童年，首先是作为孩子，接着则是作为母亲，之间只穿插着短短几年的“性感内衣”：“显然她们没有什么自由，但就像英语里说的，去他妈的自由。”

维勒贝克书中对于伊斯兰国设定是漫画式的夸张，也是较为宽容的想象。他没有把伊斯兰教义描述成一种去除了个人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信仰，或者是那些被西方剥夺了投票权的脆弱之人意识形态之上的避难所。维勒贝克将其描绘成一种包容众人，不剥夺其自由选择的信仰体制。这也是我在乌尔法的感触。没人能通吃一切，大家都是牺牲一些东西来换取其他。

那个下午以后，我再也没有佩戴过头巾。我没法明白地解释它，只是感觉不对。我又回到原来的保持微笑、忽略社交潜规则的策略，也就是美式社交法。正如一位法国知识分子曾说的，“多数时候，人们会秉承成长环境中的形而上体系。”

好几次，我搭了同一位司机的计程车前往古迹地点。在这过程中，尤其是在我称赞了他在最后一秒避开行人的高超车技后，板着脸的计程车司机逐渐和我熟络起来。“这没什么。”司机说到，然后告诉我，他有一次还成功避开了一位把路中央当人行道一样走的老人。当这位司机冲老人按喇叭时，老人站在原地大叫：“当我是棵树。”

“跟这样的人，你怎么讲道理呢？”司机感叹道，又接着说，他在乌尔法开车时遵循的是自己的逻辑而非交通法规，因为按交通规则开车不出事故的可能性为零。

车停在了旅馆前。我走进去时，服务员不无幽默地说道：“您还在这呢。”

“当然，”我回答说，“来了乌尔法之后，有谁会想离开呢？”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编译/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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