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浪人们自己在日本坚持“在野”的立场，却对中国的政权更替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拼命接近中国的政权中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考察先觉志士的大陆经营论，构成其思想根底的毫无疑问就是热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的自信。”黑龙会的这段自我表白，不仅能够说明大陆浪人“大陆经营”的性质，同时也能够说明，大陆浪人知道只有通过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他们才能够以日本国家为后盾实现个人野心。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抱有另辟蹊径、在大陆实现个人野心之人，这也就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从“民权派”轻而易举地变身为“国权派”的真正原因。比起与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关系来说，大陆浪人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接近。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和，大陆浪人的个人野心使他们能够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尖兵。
大陆浪人们进行“大陆经营”的第一个对象是朝鲜半岛。为了造成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内田良平在玄洋社内组织了“天佑侠”，在朝鲜制造动乱。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大陆浪人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势必进一步与支那发生冲突。”“朝鲜被支那吞并意味着我国国防露出破绽，从结果上来说是阻塞了我国向大陆扩张的出口，不得不说是对帝国之大不利。”[35]但是由于事件后日本在朝鲜实力仍然没有超过清国，“让先觉志士不能不深感忧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滕吉、爱媛的末广重恭等一起商议“对支方针”，并得到了福冈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领袖头山满的支持。头山满认为：“得到了大头，小头不劳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鲜不招自来；与其与朝鲜冲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朝鲜问题最终引发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感屈辱，开始以俄国为最大敌人，大陆浪人们更是积极主张对俄开战，其目的还是在于夺回日本当年在中国失去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辽东半岛乃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的所谓“满蒙”地区。
内田良平与满蒙问题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使用的“民权”，可能与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国内，民主一词已经被讨论和使用，而孙中山此时所用的“民权”实际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义，[37]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孙中山为什么舍“民主”而取“民权”来表示他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从当时对各个词汇涵义广狭理解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与孙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与“民权”之间的思想联系。
其实，“民权”也是一个近代日本自己发明的话语。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养毅，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所谓“大陆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母体，头山满、平冈浩太郎、杉山茂丸、内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长知、末永节出身的福冈的玄洋社，最初就是一个以要求民权为口号而建立的政治结社。大陆浪人中有很多原为武士阶层（日语中称“士族”）出身。因为士族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剥夺了特权，加上他们对明治政府中专制和腐败现象不满，1877年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以士族为中心的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又称丁丑之乱、十年战争）。战争失败后，参加了西南战争或对西乡隆盛的福冈士族，为了继续与明治政府对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为向阳社，1881年改名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39]但是，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国内追求民主的“民权”与对外争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80年时向阳社就曾发起建立“讨清义勇军”，改名玄洋社时又制定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条纲领等事例上得到印证。由于明治政府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实行了第一次议会大选，使“自由民权运动”失去奋斗目标。坚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将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国权，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大陆浪人”的诞生。因此，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这些人从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作用。尽管孙中山日后解释的“民权主义”内容，与日本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选择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同时，在东京选择了使用“民权”一词时没有受到围在他周围的日本大陆浪人思想的影响。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浪人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其实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按照黑龙会日后的说法，清朝末年以来瞄准中国的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希望借中央纲纪松弛、地方匪贼横行之机，自己来到中国甚至不惜成为匪贼首领以开拓新天地之人；一是耐心等待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支持叛乱力量打到清朝政府并实现支那更生之人；还有一种就是认准“先下手为强，将迟早逃脱不了遭到欧洲这些虎狼之国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为上策”之人。而黑龙会内田良平一派选择的是第二种道路，因为“孙逸仙等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孙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支那为日本而让出满洲之类的话。”按照内田良平1927年的说法：“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孙举起的大义名分的革命旗帜为灭满兴汉，驱除满人并建立汉人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汉人将满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国力量的地步，然后日支合手打败俄国，将满洲和西伯利亚收归我有，一举打下大陆经营的基础。”所以，黑龙会及其周围的“大陆浪人”们“期待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调整两国关系、解决满洲问题，因此才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党。”他们当时认为，孙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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