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内田良平一直主张日本要支持中国“保全领土”。]1911年12月他在黑龙会本部编辑的《内外时事月函》中发表《支那改造论》，指出日本政府争取主动，由日本指导“改造支那帝国，建设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内田良平的说法，日本能够帮助发生革命后的中国决定未来国家形式的，无非有三种方案可行：一是“保护满清朝廷，镇压革命党，改革现政府，保全清国”；二是“两分支那，以黄河以北为满清政府区域，黄河以南为革命党政府区域，各自建设适合支那国情的政府”；三是“废除满洲皇帝，以革命党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建设一个新机轴的联邦共和国”。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国保全案”虽然是欧洲列强之所望，然因满清政府腐朽透顶实为最难实现；第二方案即“支那两分案”只能是一时权宜之策，因中国具有追求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所以从消除内乱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东亚永远之策”；第三方案即实施联邦共和，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儒教传统和国民性，还可以杜绝人种倾轧、动辄革命的祸根，促进吸收先进文明，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活用主动地位与主动势力，让列国赞成日本方案，完成解决支那问题的任务”。

《支那改造论》中有这样一段对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我国政府当局者依然采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国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后尘，扶持老朽的满廷，压制革命党，在北方就会失去帝国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在南方长江一带就会丧失帝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圈，而误国家百年大计。”但是，内田良平为什么认为“保全清廷”就会使日本失“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呢？反言之，内田良平为什么会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党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就会能得到强化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的效果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说的孙中山当年有关“满蒙”的言论有关。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这使黑龙会内田良平当初希望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掌握政权而拿下“满蒙”的打算完全落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狯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出于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袁世凯对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也成为日本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主要防备和攻击对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南北媾和，反对孙中山将政权让于袁世凯，“一旦袁世凯左右时局，万事皆休”。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其实很清楚亲日派掌握中国政权对于他们在中国扩张日本国权上的作用。

许多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内田良平日后公开提到，当年孙中山曾经亲口对他说道：“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52]但是从前述孙中山反对以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承认一事来看，即使孙中山当年有过类似的发言或“承诺”，毫无问题也只是一种为了寻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便宜之语。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记者问他：“满蒙现状若何？”孙中山回答道：“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恢复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领土，且绝不需外力之帮助。”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为何只谈起蒙古而没有言及“满洲”，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知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1913年春天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很可能就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有关。1913年7月内田良平与1890年时已经开始策划“满蒙独立”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的川岛浪速合流并结成了“对支联合会”，开始着力推动分裂“满蒙”的工作，这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支私案》中有“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一文，认定国民党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这是内田良平对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的最好注解。它说明，走到分裂“满蒙”这一步的内田良平，已经不再认为孙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为孙中山在分割“满蒙”于日本的问题上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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