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已经完全抛弃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论》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国领土、在中国实现联邦共和的主张，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为了保证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指导的地位，必须借机“改变支那的共和政体为立宪君主制，以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形式相统一”。《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条”的蓝本），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国所占领的胶州湾地区铁道矿山及一切权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给日本建设海军根据地，同意将改造陆军和建设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规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有权向中国出兵。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个《协约》，他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帝国支援支那民众要诀”：“促使以革命党、宗社党为首的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四处起义，在中国国内陷入混乱状态、袁政权土崩瓦解之际，我们从4亿民众中选择拥立最有信誉最有名声者进行支援，通过他实现改造政府和统一国家的大业，并由我国军队来恢复秩序，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因此（让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悦服、政府信赖，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签订国防协约的目的。”内田良平在《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还说道：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们便会立即一起举事。这一点，应该是内田良平在他长年与中国革命党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实体会。

不仅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许多辛亥革命的领袖，都和日本大陆浪人发生过种种联系，都曾经得到过日本大陆浪人的有力支持。应该说，直到今天发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革命领袖们当年的确向日本的大陆浪人做出过割让领土的正式承诺。然而即使如此，为什么内田良平等日本大陆浪人会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灭满兴汉”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他们从中国分裂“满蒙”的合法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中国近代史中的日本因素

笔者向来认为，比起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来，中日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强烈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从日本学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从努力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的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说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走向一个侵略国家并走向了毁灭。本文利用日本外务史料馆所藏当年外交文书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当年军事文书，以及当事者当年的叙述，从日本“大陆浪人”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由于革命党当时处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国革命家活动的多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当然又以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为主。“民族国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陆浪人的发明，但却是造成他们个人野心不断发酵的触媒。纵观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发现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盲目的日本民族优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国家，而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革命家追求民族国家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革命家提出的“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中看到了一种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在围绕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周围的诸多日本大陆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像内田良平那样直接表露出对扩张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兴趣，但是从他们与内田良平一直都能够互相配合默契进行活动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黑龙会支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各种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也许是认为必须真正实施“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也许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对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进行正式批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权、政权、国权，孰重、孰轻？在中国革命家们和日本黑龙会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敌乎、友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必然发生变异；这些看来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

摘自《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王柯/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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