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

显而易见，“一带一路”战略的着眼点是建设欧亚大陆，其可辨别的最明确目标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这会使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联想到地缘政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或称“世界岛”理论及“大陆心脏说”。

1904年麦金德在其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广阔的亚洲中心地区，麦金德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断言， 控制枢纽地带的大国相对于海权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其安全固若金汤。“一战”以后，麦金德将枢纽地带更名为“心脏地带”，其范围被他定义为包括了从日德兰半岛到爱琴海一线以东的整个欧洲部分，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心脏地带”以内。

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海权国家鞭长莫及的，不仅战略上无懈可击，同时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富有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和农产品。麦金德由此推断，“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的根本中心的潜力。而开启这一潜力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这在20世纪早期意味着要修建铁路”。他甚至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断言，“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今天如果麦金德被要求修订这一理论，他大概只会说应该修建更多更快的铁路和机场。

麦金德的理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他之后也有学者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才是世界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而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也昭然若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在欧亚大陆，而最接近完全控制“世界岛”的苏联其实很脆弱，最后解体了。

但平心而论，这不改变划分海权和陆权及世界政治力量空间分布的分析方法的巨大而恒久的意义，而其实随后的历史发展也并不必然能证伪麦金德的理论。换言之，历史上虽然还未出现通过控制“心脏地带”而称霸世界的国家，并不等于以后不会有。

这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和中国有何联系？传统上德国和俄国被认为是最关注“心脏地带”统治权的大国，但麦金德本人很早就对中国的角色表示过警惕，尽管他只是担心中国被日本利用，因为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列强侵凌之下。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声称，“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一一这是占有枢纽地位的俄国人现在还没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

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作出了一个重要预测，为以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时时提起，即一个强大的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如果能染指“世界岛”’那么将会把陆权和海权结合起来，构建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中国积弱百年，这一点因而一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中国可能睡狮猛醒，因而也还有这种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公开宣示过自己的地缘战略。在学界，麦金德的理论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境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大幅度增强，加上与某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在日渐频密，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缘战略，开始成为国内讨论和国际上猜测的一个议题。

当代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相反，它有着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政治上基于雅尔塔体系而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上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本质上，这个体系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护的，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Americana)。但是中国的崛起，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造成现有体系的不稳定。但无论对体系有什么影响，中国追求富国强兵总是合理的，而在崛起的过程中，寻求自身地缘空间的安全以及参与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地缘秩序，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可算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结合中国的地缘环境，历史上始终有海防与塞防之争，隐隐与海权和陆权的两分法有所契合。海防、塞防这个说法今天自然已经不能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现在面对的地缘政治问题，但仍然可以用来点明中国必须处理的地缘政治大势，以及中国地缘战略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简单讲，中国地缘政治大势的三条政治线，对哪一条都不可偏废和偏颇。大体上，与在北部和西北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等国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北一西北线，与新疆、 西藏相邻的印度、 巴基斯坦、 阿富汗等构成西线，东部和南部与中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构成东线或东一南线。我们从前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范围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有着同时兼顾中国所有地缘政治线的企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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