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始，针对的就是地缘政治线的西线与北一西北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眼光一直放在东线，外交也以处理好大国关系为要务。这在首重经济发展的国策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情势已然大为改变，尤其是美国提出并实施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转向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激烈，中国在东线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这种局面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一个新设想：

“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

据称这篇文章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大体上讲，王缉思教授提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新的地缘战略支柱。

显而易见，王缉思教授提出的有关方略，基本被纳入了中国政府后来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对于为什么要“西进”的原因，王教授提出，西部各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资源丰富，但该地区充满各种动荡冲突，“将对未来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对此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积极主动介入。

另外，这一带大国协调机制和竞争合作规则未确立，大国势力范围处在交叉和重塑的过程中，但美国已经在下“先手棋”，俄罗斯和日本也多有卷入。在这种情况下，“西进战略”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可以和美国在该地区合作多于冲突。其次，西部各国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

从王缉思教授在理论和方略上的论证与中国政府公布的“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内容来看，如果有观察者要将“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说”联系起来，这不应该令人惊讶，虽然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中从策略层面反对“西进”成为明确成文的国家战略。固然中国的“西进”确实当其时也，有着林林总总的必要原因和可行条件，但麦金德的理论就在那里，任何染指“心脏地带”的陆权大国会被套入这个分析框架，也几乎是必然之事。

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的理论既是加持也是诅咒。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了：挺进“心脏地带”，控制“世界岛”，进而雄霸天下，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大棋”吗？但对于国外那些处处通过“中国威胁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任何重大举动都极可能引发猜疑和敌视。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尤其是其中“西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利益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猜疑而止步不前。大概最好的做法，就是如王缉思教授所建议的，“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三、国际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

大国要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这已经成为国人的通识，同时也是“痛识”，因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相对来说很是轻微。

比如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长期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尽管中国经济总额已经超过了他们数倍。国际组织中中国籍的职员，虽然近些年人数在增长，但占的比例仍然很少，而且鲜少有居于决策岗位或者是关键执行岗位的。这些岗位通常是被来自美欧的人士所把持。此外，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规则的形成方面，也少有中国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国际话语权是制定国际规则的基础资源。国际话语权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际意义很明确，就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控国际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一个国家是否有话语权，大体要看两方面的要素，第一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实力，第二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这两个因素需要稍微细为解说才不至于引起误解。

首先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 实力在国际政治上可以被定义为影响他国的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的硬实力包括国家的规模（人口、领土大小、国民生产总值）和能力（国民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还包括军事能力和情报能力。此外硬实力还包括一些无形因素，比如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政府团结人民的能力，人民的牺牲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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