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1958年，在中国、朝鲜和苏联相互支持和配合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单方面主动从朝鲜全部撤军的行动，一度给联合国军方面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此前对于中朝方面提出的多次撤军要求曾置之不理的联合国军，也不得不通过照会与中朝方面展开多次交涉。[56] 在朝鲜政府和人民一次次隆重而友好的欢送活动中，中国的撤军行动似乎也印证了“团结友谊愈臻巩固”的兄弟友谊的神话。[57]

然而，在表面上团结友好的背后，却是中国和朝鲜领导人各自不同的考量与诉求。毛泽东提出撤军的理由之一是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却不能明确向朝鲜提出这一理由，以免被视作只顾及自身国家利益而放弃保护兄弟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顶多只能向苏联抱怨，以此加强说服力使苏联同意中国的决定。同时，为了让朝鲜和苏联放心，中国承诺撤军后依然承担必要时保护朝鲜的义务。但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并限于实际条件，撤回国的志愿军却并非如承诺那样全部留驻鸭绿江边，最终只有两个军留驻东北。对于朝鲜来说，一方面，金日成担心志愿军留在朝鲜可能威胁自身地位，因而希望中国撤军，但却不能主动要求撤军以免被视作东方的纳吉;另一方面，朝鲜的军事实力难以独自抗衡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压力，金日成又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和苏联的军事保护和援助。此外，朝鲜虽然可能希望借撤军行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但最终却不得不完全接受中国所拟撤军方案，放弃与联合国直接接触的机会。

可以说，毛泽东主动提议撤军，既符合中国的利益，又满足了金日成的愿望。最终，中国以两个军留驻东北，并承诺必要时外加东北原有四个军支援朝鲜的方式顺利实现了从朝鲜撤军。中国不必再承担供应驻朝的几十万军队的费用;金日成不再担心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可能威胁其地位。

但实际上这一看似双赢的结果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实际上独自面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军事压力的朝鲜，不得不向中国和苏联寻求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并未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至于中国援助朝鲜的负担比志愿军驻朝时实际上能够减少多少，只能期待将来公布具体的数据来揭晓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承诺的军事保护义务，朝鲜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赖，是值得质疑的。尤其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两国两党关系冷暖不定、反复无常。当双方相互失去信任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对于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义务关系，恐怕都不会太当真。于是，朝鲜逐步走上先军政治和发展核武的道路，而中国由于朝鲜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也常常陷入无奈和困境之中。

* 田武雄(198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中国当代史。哈佛燕京学社2013-2014年访问学人(Visiting Fellow)。本文所用部分材料系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收集和整理，特此致谢!

[1] 除非特别说明，此处及下文中提到的“联合国军”不包括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韩国军队。

[2] 详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2012年6月第1次印刷，第545-555页。

[3] 根据美国国务院情报中提供的数据估算。参见Microfilm：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Files, Korea, First Supplement, 1951-1966, Reel 7, pp. 569-573.

[4]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0-575页。

[5]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1页。有关此点的史实讨论详见下文。

[6] 参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47-194页;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57页;沈志华、董洁：《中朝边界争议的解决(1950-64年)》，(香港)《二十一世纪》第124期，2011年4月号，第34-51页;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第4-13页;等等。本文的构思最初即受沈志华教授相关论文的启发，文中所引用的部分苏联档案资料由沈志华教授和金东吉副教授慷慨提供，特此致谢!

[7] 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期间，因公开批评金日成的经济和人事政策以及朝鲜劳动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被解除职务，还有几位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同时，被解除职务和开除党籍的若干人悄悄离开会场，越境潜往中国。这一事件史称1956年朝鲜劳动党内“八月事件”。

[8] 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第181页。

[9] 参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第179-184页。

[10] 详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第177-179页。

[11] 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转引自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工作日志，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15;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Ивано́в)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for 1956, RGANI, Fond 5, Opis 28, Delo 409, 1.141. 转引自Christian F. Ostermann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p.461.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3] 1957年6月4日，朝鲜外务相南日曾以个人名义向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试探性提出中国军队撤至鸭绿江边中国一侧的想法。但笔者尚未见到有史料证明朝方明确向中方表露过这一想法。参见”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623，2013年2月16日访问。NKIDP(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即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由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的项目之一，致力于搜集、整理、翻译和公布关于朝鲜的档案文献。本文使用的不少档案即该中心网站发布的档案英译本。

[14]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6、28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33、241页。

[15] “From the Journal of A. M. Puzanov,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with Kim Il Sung” November 13,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Delo 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32，2013年2月23日访问。

[16] 尤金关于莫斯科会议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17] 1957年11月9日与尤金会谈时，毛泽东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1956年9月18日和23日与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的两次会谈中，毛泽东就提到“我们是愿意撤兵的”，“志愿军在那里是金日成要求我们留下的”。毛泽东还说，“志愿军回来，将来有事还可以去嘛!金日成就是看得近，他应该看得远一些。”参见毛主席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尤金关于莫斯科会议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18] 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19]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15，475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20] 据披露，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回国后，“一部分官兵脱下征衣，参加经济建设;大多数部队开赴东北、华北、西南等战略方向，加强国防建设。”参见徐平、高强：《对1956-1958年军队精简整编的重新估价》，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长沙，2006年9月，第674页。

[21] 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铁托(Ј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缔造者，曾任南斯拉夫总统、总理。匈牙利事件后，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认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其根源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认为普拉演说“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它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9页。

[22]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会谈提出撤军想法时，就明确指出“金日成不喜欢我们几十万志愿军留在朝鲜。他要赶我们走。”

[23]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24] 《我政府应邀将派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1日，第1版。

[25]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520页;郭志刚、王成志、齐德学等：《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纪实》，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473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71页;冯东兴、任东来：《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3页。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传：1898-1976》对于金日成所提两套方案的叙述是准确的，可惜后来的论著都没有参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71页。

[26] 参见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2-374页。

[27]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December 1957″ December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Delo 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3，2013年2月23日访问。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68-269页、第288页脚注(1)。

[29]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17 December 1957″ December 17, 1957, AVPRF F. 0102, Op. 14, Delo 6, Listy 14-25.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956，2013年2月23日访问。

[30] 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

[31] 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笔者尚未看到1957年12月25日金日成致毛泽东的信，只能通过周恩来向尤金的转述了解其内容。

[32]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要求中国停止侵略行动并从朝鲜撤军。见Sydney D. Bailey, The Korean Armistice. London: Macmillan, 1992, p.212. 1958年面对要求撤军的压力时，联合国军方面即以联合国决议为由，欢迎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但拒不将联合国军撤离韩国。

[33] 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工作日志，1956年11月28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313;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悌柯夫向陈云副总理递交苏联政府邀请周恩来总理访苏的信函并通报苏方对朝鲜拟要求联合国讨论朝鲜形势的看法，1956年12月16日，109-00743-10，第52-54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43。

[34] 毛泽东接见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纳吉(Nagy Imre)，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担任匈牙利政府总理，曾宣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并试图请求联合国帮助匈牙利保持中立。苏军镇压匈牙利事件后被逮捕，1958年被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处决。

[3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63页。

[36] 1-14/1-1958.94，张106-108，吉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第181页。

[3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75、1077页。毛泽东与张闻天谈话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根据当时背景判断，涉及志愿军撤军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3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第11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70页。笔者尚未看到张闻天所拟撤军方案稿的原文，只能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转述以及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给金日成回信的内容进行分析。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页。

[40]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3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页。

[4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70页。

[42] 参见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1月4日，转引自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文后附录档案第139页;”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to the DPRK A.M. Puzanov for 4 June 1957″ June 04, 1957, AVPRF F. 0102, Op. 13, P. 72, Delo 5, Listy 114-130.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4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第117-118页;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4] 《报与苏外交部远东代司长谈话内容》，1958年1月16日，109-01813-01，第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5] 《张付部长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23日，109-00828-05，第44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3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2-374页。

[47] 参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58年2月6日，第1版。朝鲜政府发表的声明只是将毛泽东信中所提意见颠倒了次序，并增加了要求南朝鲜裁军的内容。

[4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68-269页;周总理接见苏联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第5-6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9] 《认真做好撤军中的保密工作 志愿军司令部提出十条要求》，《志愿军报》1958年3月15日，第674期，第3版。

[50] 一般只交待回国时间，只字不提不提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即便提到回国后去向，也很笼统。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分批撤出朝鲜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开赴祖国各地，积极投身到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战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5月，第214页。

[51] 《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2页。

[52] 朱楹、温镜湖撰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20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3页。

[53] 本书编辑组编：《周恩来与外国首脑及政要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据杨勇1月28日给彭德怀的报告，留驻东北的两个军是第一批撤回国的第16和第23军。参见姜峰、马晓春、窦益山等著：《杨勇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345页。

[54] 《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第575-576页。

[55] “Journal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DPRK A. M. Puzanov for 27 May 1958″ May 27, 1958, AVPRF F. 0102, op. 14, delo 6, p. Translated for NKIDP by Gary Goldberg.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026，2013年2月17日访问。

[56] 参见冯东兴、任东来：《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7卷第2期，2010年3月，第82-89页。

[57]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第581-590页。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作者:田武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