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核思维差异及其根源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核问题专家逐步走向世界，与他们的外国同行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然而，这一交流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除了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障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核思维与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国际学术思想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中美不同的实力和安全环境，而且源于两国在长期的安全政策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核思维与哲学。下面笔者将首先讨论中国独特的安全研究范式、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核武器作用以及相关概念的独特理解，并将其与美国的核思维与方法进行比较，最后介绍本书的起因与结构。

一 安全研究范式

在美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往往遵从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paradigm），那就是对“国家安全威胁”（national security threat）进行识别和测量。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可能伤害美国的外部敌人。安全威胁的大小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测量：能力和意图。如果一个外国（或外国人群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美国，那么，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大；反之，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小。在美国，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到对外政策的专家基本上都采用这一研究范式来考察美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以美国在东亚的反导问题为例，学术论文或政策建议大体上需要这么写：首先论证朝鲜拥有伤害美国的导弹能力，其次论证朝鲜具有使用其导弹来伤害美国的意图，由此说明朝鲜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最后论证美国如何采用反导系统来应对这一安全威胁。按照这样的思路，冷战中的苏联被看作美国面临的首要核威胁。冷战后，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被看作美国第一位的核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则被看作第二位的核威胁。

从能力和意图这两个维度来判别国家安全威胁并测量其大小，这种研究范式简洁易懂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广为接受，包括中国学者和学生。久而久之，这种研究范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不二选择，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不一样的安全研究范式。

中国原生的主流安全研究范式重在考察国家安全挑战。美国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一个外部敌人，而中国认定的国家安全挑战通常是一种危险的情形。如果一种情形可能使中国受到伤害，那么，这种情形就被称作国家安全挑战。由于受到美国安全范式的影响，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并不排斥安全威胁的说法。通常的情况是将“威胁”和“挑战”并称，例如中国国防白皮书通常会使用“安全威胁与挑战”的说法。但是，国防白皮书所认定的安全挑战基本上都是情形而不是敌人。例如，《2008年中国的国防》把美国对台军售这种可能伤害中国的情形看作安全挑战，其具体说法是：“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原生的“安全挑战”研究范式与美国的“安全威胁”研究范式并不完全是排他的关系。某个特定外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中国，这种情形可以被看作一种安全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就是类似的。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是不一样的。

首先，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基本上是外部的。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外，也可能在国内，也可能两者都有。例如，“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被几代中国人普遍关注的安全挑战。《2008年中国的国防》对这种安全挑战的具体表述是：“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落后”这种状态的根源国外、国内都有，但其主要的根源在国内：中国闭关锁国，忽略了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不仅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内，安全挑战所体现的情形和带来的后果有时候也主要在国内。根据《2008年中国的国防》，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还包括“‘台独’‘东突’‘藏独’等分裂势力威胁国家统一和安全”。这些分裂势力往往在中国国内挑起事端。因此，中国专家在进行安全挑战分析的时候是内外兼顾的。

其次，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大体上都是军事威胁，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则是多元的，包括很多非军事问题。《2008年中国的国防》将“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上升”看作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其中大部分是非军事安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指非军事安全问题，如粮食供应问题、能源供应问题、核事故等；当美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的时候，基本上是指新的军事安全手段带来的问题，如外空攻击与网络攻击。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在分析安全挑战的时候，对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都给予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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