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美核思维差异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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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的这种安全研究范式现在被发展成为“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的特点是综合考察源于国内和国外的军事与非军事安全挑战。汉语的“安全”对应两个英文单词——security和safety,前者表示人为攻击带来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军事问题;后者表示自然界的原因造成的或者事故性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非军事问题。这两类安全问题往往造成类似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两类问题还会耦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总是清晰可分的。例如,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由此引起武装冲突。因此,中国往往会强调以发展来缓和冲突这种综合应对手段。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到了11种主要安全问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其中包括了军事安全问题和非军事安全问题。

尽管“综合安全观”是新近提出来的说法,但是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核政策的制定中,大量采用了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在看待国际核问题的时候,中国专家的观点往往也体现了其特有的安全分析思路。按照美国基于能力和意图的安全分析范式,有时候很难理解中国专家的独特思路。例如,美国政府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曾经考虑发展核钻地弹,当时,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项目的投资很小,而且美国当时的思路主要针对核扩散国家。因此,按照美国的安全范式,从美国的核能力增长和意图动向来看,中国不应该将美国核钻地弹项目视作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安全分析范式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专家对该项目反应如此强烈。

按照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范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专家如此担心美国发展核钻地弹这类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抑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这种规范叫作“核禁忌”,国内通常将其称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如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非常高,那么,国际社会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状态,这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中国的安全是非常有利的。发展核钻地弹这类实战型战术核武器则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核武器可以使用的信息,从而削弱核禁忌、降低核门槛,出现一种核武器更容易被使用的情形。这种情形与中国的核政策与安全利益相悖,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中国安全问题专家视作一种安全挑战。

如前文所述,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说,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安全挑战。如果中国科技人员对新的国防科技一无所知,那么,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情形。因此,中国一定会努力掌握最新科技,避免在其他国家新的国防技术面前手足无措。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会部署所有的国防新科技。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很多政策是为了应对“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安全挑战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在中子弹技术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第一代核武器是裂变弹,通常称作原子弹;第二代核武器是聚变弹,通常称作氢弹。氢弹相对于原子弹,其威力提高了几十倍,而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毫无疑问,第二代核武器相对于第一代核武器出现了本质性的技术提升。当中子弹的说法出现之后,中国决策者不能掉以轻心,必然会担心这是一种升级换代的新原理核武器。为了避免出现新的技术落差,中国决策者也必然会研究这种新技术,掌握其原理。但是,当中国核武器专家掌握了中子弹的原理之后,就在这一问题上解除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顾虑。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出发,中国政府决定不发展和部署中子弹(见本书孙向丽研究员的文章)。

1983年美国启动“战略防御倡议”之后,中国学者和政府担心美国、苏联和欧洲国家的技术发展浪潮将会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再次出现“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为此,中国启动了“863计划”,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其中也包括追踪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学者而言,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促成了新的科技突破,而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其结果可能再次使中国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在西方语境中,这种情形叫作“科学上的措手不及”(science surprise)。不管美国部署中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实力和意图如何,只要美国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中国的上述担心就不会消失,就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跟踪研究。按照安全挑战的分析范式,中国进行导弹防御相关的技术跟踪研究并不表明中国已经决定发展特定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储备,避免科学上的措手不及。由于上述思路遵从的是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美国学者对此不大理解,中美之间就这个思路也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对话。

中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有另外一个担心,那就是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这样一种担心既可以用安全挑战的范式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安全威胁的范式进行解释,因此,两国专家就这个思路进行沟通更为便利一些。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美两国专家在中美关系的框架内对导弹防御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两国的能力和意图出发,分析美国的导弹防御是否影响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从中美关于导弹防御的交流可以看出,两国专家在安全范式相近的时候,对话比较通畅,相互理解比较容易;如果安全范式差别比较大,双方可能会由于沟通困难而忽略掉在这方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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