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范式中，安全与经济利益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尽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利益的偏重有所不同（见本书樊吉社研究员的文章），这两个利益的层级是相同的。这一点在中国独有的“综合国力”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所有的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量分析中，经济与军事都处于同一层级；所不同的是，不同学者对经济与军事给出的权重有所不同。在中国国内的政策辩论中，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也在同一个层级，不过在一些历史时期，经济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美国，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不在一个层级。尽管实际上一些人会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进行权衡，甚至更偏重经济利益，但在公开辩论中，没有人会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放在一个层级上进行比较。例如，在出口管制、制裁这类经济与安全关联的问题上，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极少会说，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管制与制裁。即使放松制裁和管制，其理由必然是安全领域的，例如，来自被制裁方的威胁下降，或者制裁作用不大。只有一种情况，安全需求会让步，那就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本不可承受（unaffordable）。

在中国，在安全与经济关联的问题（如军备发展、制裁等）的辩论中，安全需求让位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正常的理由，尽管不总是占上风。因此，在核武器发展、核不扩散制裁等领域，中国的思路往往不容易得到美国学者的理解。

二 核心概念：威慑与强制

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威慑（deterrence）是核战略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甚至也是常规军事领域的重要概念。长期困扰中美两国核专家的一个问题是，双方对核威慑的褒贬经常不一样。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核威慑是恰当的，而中国学者往往认为核威慑具有较强的威胁性（见本书徐纬地大校的文章）。这说明一个问题，中美双方对核威慑含义的理解常常是不一样的。

按照美国学术界的定义，威慑（deterrence）属于一种强制性（coercive）的行为，其含义是通过威胁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放弃它想做的事情；另外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是驱使，其含义是威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做它不想做的事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ing）将其称为“compellence”之所以将这两种强制性的行为分开，其原因在于，二者成功的机会差别很大。在相同的惩罚手段下，驱使对手去做一件它不想做的事情比迫使它放弃一件事情更加困难。

区分威慑和驱使的基本方法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是否试图改变现状。威慑是迫使对手放弃一个行动，结果是维持现状；驱使是强迫对手采取一个行动，结果是改变现状。核威慑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维持现状；核驱使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改变现状。

上述的定义十分适合描述孤立的、大型的国际冲突，例如，突然爆发的核战争。当一个国家试图发动突然的核攻击的时候，这种核攻击就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行为。其对手用核报复来慑止核攻击的则是维持现状，因此，后者属于核威慑。如果一个国家以核打击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让出大片领土，这就是核驱使。美国学者的总体看法是，核威慑和核驱使是可以区分的；与核驱使比较，核威慑更具有正当性。因此，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乐于将自己的核政策称作核威慑。

问题是，国际社会中常常出现的是小型冲突，一些大型冲突也往往是从小型冲突升级而来。在小型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有些领土争端、地区性摩擦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追溯谁首先改变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威慑和驱使就十分困难了。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种情形下发挥核武器的作用，就很难说这时核武器的作用是驱使还是威慑。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两步升级的例子，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核威慑和核驱使难以区分。第一步，一个国家使用常规武器侵占了对手的领土。第二步，对手准备发起常规反击，夺回被侵占的领土。占领了对手领土的国家这时威胁使用核武器，试图慑止对手的常规反击。如果我们只看第二步，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实施核威慑，因为其目的是维持占领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把第一步和第二步结合起来看，则这个国家在进行核驱使，迫使对手接受领土被占领。

上述分析表明，在小型冲突和逐步升级的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学者用关联的眼光，重视冲突的升级现象，因此，认为核威慑和核驱使常常是难以区分的。因此，中国学者往往不着意区分核威慑和核驱使。中国学者使用核威慑这个词语的时候，往往包含了核驱使的含义在里面，相当于美国学者使用的nuclear coercion（核强制）。

中国学者常常批评核威慑，其实是在批评核强制中的驱使成分。核威慑与核驱使难以区分，其主要原因在于冲突升级中难以找到首先改变现状的一方。如果核武器的作用仅仅限定在大规模冲突中，如用于慑止核打击和毁灭性的常规打击，那么，就能够实质性地排除掉核驱使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声明会批评“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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