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军备竞赛是争霸型的。如果两个国家都将自己看作世界领导，都将核武器数量当作自己领导地位的象征，那么，它们就会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尤其是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出现争霸型的竞赛。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总体上是争霸型的，有时是安全困境型的。双方都试图在战略核武器的总数上压倒对方；在发现不可能在总数上压倒对方之后，双方又设法保持不少于对手的数量。

这种争霸型的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有很大的不同。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并不一定表现为数量竞争。即使一方核武器数量明显少于对方，只要这些核武器有较高的生存概率，其核威慑效力也是足够的。因此，将慑止核进攻当作核武器的唯一目的的国家能够接受核武器数量少于对手。此外，针对对手的新型武器，如果存在着有效的、巧妙的技术回应手段，也不一定都靠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例如，诱饵弹头是突破导弹防御的一个巧妙手段。如果这个手段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广泛接受，中国也没有必要通过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争霸型的军备竞赛则不同，双方都会对对方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极为敏感。一旦对手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即使本国核武器的威慑力没有受损，也一定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以作为回应。这是我们看到的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情形。中国表态不参加军备竞赛，排除的是争霸型的军备竞赛，表明中国不为争霸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数量竞争。

上述分析的总结如下：中国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就是慑止核进攻，因此，中国核武器发展不需要追求数量。中国排除了将核武器用作争霸手段，因此，中国不会追求与美国核武器在数量上的对等。战略稳定性并不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数量相等，只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具有足够的报复能力。中国促进与美国的战略稳定性就是要提高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与突防能力，数量对等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中国从不追求与美苏（俄）核武器数量的对等，但是，中国十分在意战略武器技术发展的追赶。中国自发展核武器起，就十分注意在各项核武器技术上缩小与美苏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技术发展的问题上，中国的信条是“落后就要挨打”。按照战略稳定性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容易挨打，就是战略不稳定了。按照中国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出的理论，技术落后，尤其是出现技术上的代差，战略稳定性就很低，落后的国家就容易挨打。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一个国家发展了新的技术手段并将这种技术手段应用于军事，其对手如果缺乏相应的技术，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就会降低，表现为技术落后的一方就会挨打。

美苏（俄）专家在讨论战略稳定性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部署的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双方发动进攻的决心。尽管中国专家不一定采用战略稳定性的词语，但他们更关心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国家之间发动进攻的决心，从而影响战略稳定性。因此，即使中国不部署特定的武器，发展和了解相应的武器技术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发展中子弹技术，但是不部署中子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跟踪研究美国的反导技术。

四 关于本书

近些年来，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逐渐为学者们广泛注意到。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中国的核思维与其他国家没有差别，有差别的是中国独特的资源状况与安全处境。按照这种思路，中国过去核武器数量少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不够。一旦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中国必定发展与美苏（俄）同样多的核武器。第二，中国核思维与其他国家有一些明显区别，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很多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以及政策选择原则。上述哪一种解释更符合实际，这是中外学者和决策者都希望了解的。

为了理解中国核政策独特性背后的思想基础，我们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作为平台，在核威胁倡议协会（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和犁头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的资助下，邀请十多位中国核问题专家，就九个重要的核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中国决策者、学者是如何思考这九个问题的，制定相应政策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独特的核思维在这九个问题上是如何体现的。九位中国核问题专家执笔，撰写了相应的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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