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西藏贵族

1900年，极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义和团，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强迫清廷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此时对满人的不满开始显露出来，即使是相对温和的汉人官员也普遍认为满人本身是中国衰弱之源。4年之后日俄为争夺在满洲故里的主导权，在东北爆发了战争（1904-1905年），清廷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袖手旁观，这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清朝政府的无能。对清朝的批评者分为两大阵营：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推翻满洲统治是中国复兴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则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清朝的专制统治。对于这两大阵营而言，主要动机都是民族主义。二者都认为，只有将清朝帝国统治下的臣民转化为拥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成为国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励人们承担起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加强国家抗御外来威胁的能力。清廷对此的反应是实行新政改良计划：训练新军，以现代学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举考试，鼓励经济发展，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建立邮政系统，准备实行宪政，并允许在充满生气的报纸和期刊上展开对政治事务更为公开的讨论。

为了理解20世纪初指导政治发展的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简要地了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此后，成为了一位多产的作家并担任了不少革新派杂志的编辑。梁启超积极倡导民族主义。“民族”一词为日本外来语，它结合了“民”和带有血缘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带有一种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对于汉人来讲，这个祖先通常就是黄帝和炎帝。在当时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国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数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种族”。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这是对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基本原理进行的非常切实的论述，但它回避了究竟谁才是“中国人”的问题——保护谁的自由，要避免谁侵犯谁的自由。梁启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香港艺妓

至于“中华民族”都包括谁，梁启超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来说，他指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的人。他还认为，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族，由很多于古时具有文化差异的群体构建而成，后来逐渐相互吸收、同化而成为一个民族。清朝垮台之后，梁启超直接面对了这一逻辑所具有的现实内含。他注意到，虽然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宗教都有助于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决定特征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献中，由于中国南方楚人接受了“蛮夷”身份，遂使得华夷文化之差异得以确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识则逐渐与汉人趋于一致。更近一点，清朝“当其初期，创制满洲文字，严禁满汉通婚。其他种种设施，所以谋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间，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叶，满洲人已无复能操满语者，其他习俗思想皆与汉人无异”。相比之下，蒙古人“犹自觉彼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不过，梁启超认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样，住在中国的境内。历史上的中国正是从这种多样性中获得了力量（一种中国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汉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终证明了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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