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启超倾向于将中华民族与汉族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趋势在革命派中就更为清晰。这些大汉族主义言论多半是由反满而来的。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极具影响力，在中国（或大和Yamato、英格兰或雅利安人）“种族”的讨论司空见惯。虽然一些评论家将“种族”和“民族”这两个术语予以区分，但是二者在实践中往往混为一谈。人们在讨论满人统治中国因何不能得到信任时，常常会引用《左传》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句。不管其中是否包含有种族、民族或是国家的差异，革命派经常把满人视为异类和劣等民族。

反满是革命派宣传的主题。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宣传手册之一的《革命军》里，邹容痛斥了“游牧溅族，贼满洲人”的“狼子野心”。他说，满人的统治剥夺了中国的主性、国性、种性和自立。邹容在讨论中国的“种族”时，他的分类非常值得注意。他将满洲人视为蒙古人之从部，又将蒙古人与突厥人看成是源于西伯利亚的种族。这些民族与中国人种显然是有区别的。在中国人种中，第一是汉族（等同于“中国人”），还有朝鲜人、泰国人、日本人、西藏人以及“其他东亚民族”。1903年《革命军》的出版在汉族民族主义的复活中是一个重要时刻。邹容为中国人想象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人古代向东亚邻国迁徙，近代又向东南亚和美洲移民，也许中国人很快会成为“20世纪世界的主人”。

章炳麟在流亡日本期间成为革命报纸《民报》的编辑。该报曾发表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宣传文章。以激进的反满言论著称的章炳麟梳理了中国历史，引用史书上对于中国北方边疆游牧部落的蔑称，作为反满之根据。其时他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华民国解”，对我们了解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所帮助。他列举了革命者希望组成的共和国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中国”和“中华”的含义，指出中华“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正是文化界定了作为中国人之含义所在：“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

蒙古武士

随后，他谈到了关键的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以先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若专以先汉郡县为界者，则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隶职方，其经营诚宜稍后。”回到他的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标准上，章炳麟指出，韩国和越南也有类似的习俗，并使用中国的书面语言，所以他们应该包括在中华民国之内，但是他承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并由竞争对手日本和法国控制），因而这种想法不切实际。相比之下，除了藏传佛教外，西藏人、穆斯林和蒙古人与中国并没有共同的习俗。对此，章炳麟基本上同意让他们自决：“任其去来”。

那么，在原则上，由章炳麟的民族主义可以得出结论，清朝的边疆属地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应当由其决定自己的命运。章炳麟随后还列举了许多实际问题，提出了颇为不同的解决方法。相比越南和朝鲜（二者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落入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尽管新疆、蒙古和西藏最初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至少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如果他们能够适当地被同化的话，就可以被纳入到新的中华民国之中。他还解释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措辞上，章的言论未必对以上各族有多大的吸引力）。章炳麟说，新疆汉人众多，而穆斯林又非常聪颖，故可教之。“蒙古虽颛愚，以汉人数往贸易，亦渐能效其音声”。而欲汉化西藏人，必须始于语言，因为他们最为孤僻。因此，汉人殖民、贸易和文化同化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途径。如此，则中华民国可保有清代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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