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思想主导革命队伍，辛亥革命在汉族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爆发就不足为奇。中华民族基本上被认同为汉族，而革命是为了复兴汉族的辉煌，摆脱满洲的枷锁。武昌的革命政府一再发布声明，迎合内地十八省份人民的自治愿望，革命旗帜上的十八颗星星即指代中国内地的十八个省。[35] 在有革命领导人出席纪念黄帝的仪式上，庆祝了这种汉民族主义。当时播放的一首军歌里，有如下鼓舞人心的诗句：

兴汉兴汉，兴我大汉。

汉人好山河，岂容[ ]贼占。

同胞呵努力！努力向前战。

杀尽胡儿兴大汉。

兴汉兴汉，兴我大汉。

黄帝应有灵，助我将贼斩。

在起义的第一周，革命刊物充满了报复满洲人和“种族革命”的话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在武昌和其他几个城市（尤其是西安）的满城中，发生了对满洲人的大屠杀。

辛亥革命和边疆

在汉人居住的中国内地，不断高涨的汉人民族主义因为满洲人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侵入抵抗不力而导致了一场“种族革命”，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那么从外围的边疆地区来看，这又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如上所述，清朝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政策与对内地汉人区域的政策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不过，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区别逐渐变弱。在蒙古地区，越来越多的清代法典引入了蒙古法规中，到19世纪，蒙古地区实行的法律基本上与内地法律相同。在东北，清朝禁止汉人移民，以“保护满洲旧俗”，并防止“汉俗”浸染。清朝留出土地作为旗地，禁止卖给汉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法汉人移民买下了大部分旗地，并且在原来的旗地建立起了如同在其故土华北平原的惯常的土地交易法律制度。到18世纪后期，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已经相当多，以致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清政府还在满洲和蒙古建立起了基于内地模式的县来管理汉人。 在新疆，清政府用促进贸易来资助这个18世纪新并入国家的地区，汉族商人很快就将其习俗、文化和家族带到了西部的这个“新疆”。他们的居住地最初因服务清朝驻军而称为“满城”，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帝国的“汉化”过程，这些“满城”就被俗称为“汉城”了。

十八世纪法国洛可可画家笔下的中国风情

在清朝统治的前半段，商人贸易的发展与华北人口过剩而导致的移民是造成这些边疆地区逐渐同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不但与清朝政府鼓励实边的政策有关，也是因为清朝日益重视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早在17世纪，清朝就资助耶稣会教士对边境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舆图测绘，而这一行动可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标示其边界并管理边界内部人口的努力相媲美。

19世纪，长城内外地区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汉人加快了向东北和内蒙古的迁徙，到19世纪末，汉人的人口在这些地区已经远远超出当地人的数量。在新疆，当19世纪中期穆斯林叛乱被汉人军队镇压后，许多汉族士兵作为军事移民留在了当地，这就加强了汉人在这里的势力。到1884年，俄国人在伊犁河流域日益增长的威胁导致清朝建立新疆行省，使之成为第一个完全并入内地行政体制的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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