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蒙古宣布独立，并向汉人宣称他们已经“尊称博格达为汗，我们的国家称为‘蒙古’”时，民国新总统袁世凯在致库伦活佛之书中无论在语气还是在内容上都明显居高临下：

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各洲独立之国，必其人民、财富、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国，而不为人所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合各蒙计之，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富所入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欲责令出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叛则填沟壑，何所取给？……各部箭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於炮？议攻占必无可恃。政治则沿贵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无可企，更难自立。

鉴于这种边疆民族发展落后、且其一向处于从属地位的观点，中国人对此的解决方案历来一致：应当鼓励、加快并组织自清朝后期即已开始的汉人向蒙古与新疆的移民，并在该地区发展农业。在民国初年讨论有关“蒙古问题”和边疆事务的文章中，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但这些文章很少承认这一事实，即汉族移民才是驱使蒙古想要独立的最主要的因素。开发边疆地区、传播中国文化和教育并建立起边疆与内地更紧密的联系，最好的办法是移民汉人。这样做的同时也能为边疆政权有能力抵御外来入侵提供财政基础。而当这些政策的代理人遇到当地的阻力时，他们就将此典型地归结为“愚蒙无知”。

帝国主义在边疆

中国人怀疑蒙古和西藏是否有能力进行民族独立的潜在背景是，他们认定蒙古和西藏想要寻求解放是受外国势力的操纵，而这并不完全是中国的凭空想象。事实是，在运作独立的过程中，蒙古向圣彼得堡派遣了代表，呼吁俄国予以支持；1911年，达赖喇嘛也曾在印度寻求英帝国当局给予帮助。在辛亥革命后与中国的谈判中，蒙古和西藏都要求他们的外国保护者从中调停。 蒙古人最初见到沙皇时，他们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弱小民族”，需要更强大的俄国的援助。我们必须认识到，蒙古和西藏的封建统治性质，以及二者的新政府（尤其是西藏）从根本上还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这意味着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还缺乏与现代国家相关的行政结构。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怀疑蒙古和西藏易于为帝国主义操纵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1908年的清末官员

怀疑英国和俄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也有充分的根据。英国曾经派遣过军队远征并占领了西藏拉萨。俄国在乌兰巴托保持了小规模的军事实力。1911年俄国对中国的政策尤具侵略性。这是因为1881年为解决新疆伊犁地区的危机而签署的中俄《伊犁条约》，到1911年已经到期需要续约。春天，俄国人向中国提出了具有战争威胁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清朝帝国北部边界和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方面做出商业和其他让步。用清朝军部大臣的话说，“俄国的所有措施都是意在将蒙古从我们这里分出去”。当时俄国在乌兰巴托的地位举足轻重，以致中国新闻界只能通过俄国驻北京外交官来获得有关蒙古的消息，因此中国方面担心蒙古的独立运动受外国操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从内亚到海洋：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