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其《会启》称，“夫我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所谓父子兄弟之称也”。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以官方名义编撰《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明确表达出国民政府对于“中华民族”源头问题的新版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

抗战前后，面对国族危机，政界、学界和一部分非汉人士将加强国族凝聚力视为最优先要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更基于政治的需要，以国家名义公开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群自身的“民族”身份，致力倡导“中华民族”是单一民族的主张。

1937年1月，顾颉刚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后，顾氏又多次阐述这一观点。1939年2月，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进一步阐发他的主张。顾认定，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徒然给敌对势力造成可乘之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影响甚巨，但也引发争论。社会学家费孝通质疑，中华民族固然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战，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族研究学理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得到尊重。苗人鲁格夫尔则担忧此论隐藏“变相的大汉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穆斯林史学家白寿彝公开支持顾颉刚的主张，他称赞顾颉刚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观念”。另一位汉语穆斯林文化界名人孙绳武也于1939年4月至6月间陆续发表《中华民族与回教》和《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认为在中华民族之下，只有信仰习俗的差异，没有民族之分，“回族”已成为“历史名词”，应被“回教”一词所取代。

顾颉刚、白寿彝、孙绳武等人的观点大致接近国民政府时下的政治目标，但蒋介石似乎并不满意顾颉刚区分“种族”与“民族”的方法，因为顾所谓的“民族”和“种族”虽有差别，但概念上仍有所重合。《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发表后的同年7月，蒋介石即在演讲中否认汉语穆斯林为“回族”、“回回民族”或“回教民族”，而从194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不再称汉、满、蒙、回、藏各族为“民族”，也不称之为“种族”，而是启用了“宗族”的概念。

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

1923年秋季，蒋介石在其访苏之旅中强烈感受到苏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野心。对苏联的戒心，使蒋对苏联式的民族分类化政策产生本能的排拒。

抗战最艰困时段，1942年8月中旬到9月初，蒋先后视察甘、青、宁、陕四省，并由宋美龄代表他前往新疆，处理盛世才透露归顺意向后，涉及抗战战略大局的西北政治问题以及与这一议题密切相关的民族事务。8月27日，蒋在西宁接见汉、满、蒙、回（汉语穆斯林）、藏等五个群体的士绅、活佛、阿訇、王公、千户、百户等千余人，以《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为题致词，开宗明义，宣示：

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们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单位最切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旧邦新命：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