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民国实质上被设计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它的成立，使得原本抱持狭隘大汉民族主义意识的革命党人心态趋于平衡，有助于他们接受较具包容色彩，而其含意又已被定为“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对于取代南京临时政府的北京政府统治当局而言，政治论述的包容程度更可能决定政权的存续。

面对外蒙古独立事件，袁世凯于1912年初致电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外蒙同属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在一身则如手足，在一室则为弟昆，利害休戚，皆所与共”。这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等于明确宣示“中华民族”的定义不同于“汉民族”。

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反对库伦独立行动的通电中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则是近代非汉族群政治人士在政治文件中宣示中国境内非汉族群同属“中华民族”的第一例。

尽管如蒙古人这样曾经拥有辉煌历史与自治传统的族群，都有人欣然接受“中华民族”一体的概念，但“中华民族”究竟诞生于何时，却是另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梁启超于1897年在为满人寿富创办的一个救国团体所撰写的叙论中表示，包括满人在内的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在此，梁不分族群，将清朝子民一律视为黄帝的后裔，是拥有同一祖先的“种族”。这是最早为“中华民族”源头问题提供的一种答案。

1912年5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其《会启》称，“夫我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所谓父子兄弟之称也”。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以官方名义编撰《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明确表达出国民政府对于“中华民族”源头问题的新版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

抗战前后，面对国族危机，政界、学界和一部分非汉人士将加强国族凝聚力视为最优先要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更基于政治的需要，以国家名义公开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群自身的“民族”身份，致力倡导“中华民族”是单一民族的主张。

1937年1月，顾颉刚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后，顾氏又多次阐述这一观点。1939年2月，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进一步阐发他的主张。顾认定，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徒然给敌对势力造成可乘之机。

《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影响甚巨，但也引发争论。社会学家费孝通质疑，中华民族固然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战，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族研究学理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得到尊重。苗人鲁格夫尔则担忧此论隐藏“变相的大汉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汉语穆斯林史学家白寿彝公开支持顾颉刚的主张，他称赞顾颉刚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观念”。另一位汉语穆斯林文化界名人孙绳武也于1939年4月至6月间陆续发表《中华民族与回教》和《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认为在中华民族之下，只有信仰习俗的差异，没有民族之分，“回族”已成为“历史名词”，应被“回教”一词所取代。

顾颉刚、白寿彝、孙绳武等人的观点大致接近国民政府时下的政治目标，但蒋介石似乎并不满意顾颉刚区分“种族”与“民族”的方法，因为顾所谓的“民族”和“种族”虽有差别，但概念上仍有所重合。《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发表后的同年7月，蒋介石即在演讲中否认汉语穆斯林为“回族”、“回回民族”或“回教民族”，而从194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不再称汉、满、蒙、回、藏各族为“民族”，也不称之为“种族”，而是启用了“宗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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