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 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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