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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