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在原来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之上，西亚北非地区建立了多个现代国家。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穆斯林国家在建国和独立和独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范例。这也使得这些国家与欧洲各国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而特殊的亲近关系。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主要体现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欧洲各国从二战后开始了鼓励和接纳移民的过程。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之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冷战国际秩序下的国际义务的考虑。欧洲由历史上的人口输出国变成人口输入国。欧洲各国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欧盟区内自由迁移的人口流动之外，欧洲各国的前殖民地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当年德国国内的外国人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土耳其人，当年的数字是168万人。而英国、法国等地的移民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促使西方关闭了引进外籍劳工的大门，但是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团体。

二

移民人口的增长规模空前，这给欧洲各国带来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战。其明显结果之一是，历史上文化传统较为一致的欧洲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宗教、种族多样的社会，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并存和社会异化现象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已经不仅是猎奇和征服的对象，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甚或是刚刚抵达自己社区的难民。与历史上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征服或是相互试探性的“发现”不同的是，当今的欧洲和穆斯林面临的是如何互相适应和接纳。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工作。

如何处理外来穆斯林移民与居留国和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这些新的挑战已经成为欧盟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大致来说，在处理移民问题的理念上，欧洲国家大致有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强调移民调整自身，向所处环境中的核心机制及其附加的社会期望看齐。这一思路隐含着对于少数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属性的区别对待，因而一度受到学界的批判。但是，同化理念更强调共和主义国家的规范性政治理念和经济社会体制基础，因而更具有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色彩，因而依然构成不少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核心。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路则更重视对于移民群体文化、种族特征差异的保留和认可。在现实层面，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给予“异文化” 以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提供特别的经济支持，以维护少数族群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立性。从具体国家来说，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倾向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则更偏向于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纪后期，不论采取哪种政策思路，欧洲各国在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上都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数据调查表明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欧洲社会的愿望和行动，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还有遥远的距离。在欧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现了由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组成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面临着高犯罪率、高失业率、高辍学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来自移民原住国的习俗，比如强迫性婚姻、歧视妇女、甚至是荣誉杀人等等做法，在这些社区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从与原住民的比对数据来看，穆斯林移民明显经济收入低下、政治参与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只能是所在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对于未来似乎只有迷茫或是反抗两种选择。

这些现象让原住民对多元化社会的疑虑和不安逐步发酵，担心移民群体融入失败带来种族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整体国民素质下降、福利费用攀升，传统价值观丧失等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国家政策层面，欧洲多国普遍收紧了移民政策，同时对入籍政策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在文化与认同上的一致性，并采取法律手段以减少价值观的差异。英国、荷兰、瑞典等国政府都明确规定申请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龄、学历、居住年限和经济能力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参加包括本地语言、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的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荷兰等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曾经由国家提供资助，在当地电台电视台给出专门时段，播出不同民族语言的节目，或是为移民族群社团学校活动提供资助。近年来，这类资助政策基本被取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团自筹资金延续的活动，也必须接受政府在时间、规模、内容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欧洲国家还对建造新的清真寺加强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当地穆斯林社群继续修建宣礼塔。而在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多个国家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都在议会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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