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众层面，典型的反应就是伊斯兰将征服欧洲的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对于原住国的居民来说，随着穆斯林社团规模不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移民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和影响，因而产生了穆斯林正在或是已经在征服欧洲的感受，对多元化的社会前景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长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尽管穆斯林移民并非一个均质的群体，更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伊斯兰恐惧症却淡化穆斯林群体本身在宗教虔诚度、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样性，闻伊斯兰和穆斯林而色变。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也在不断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斯·福山在《认同与移民》一文中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欧洲集体认同感的削弱。他说一些欧洲精英人口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宗教所确立的身份认同达到了一个更大的境界，但是过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态度，在面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移民面前显得极为无力，而恐怖主义和右翼政党的兴起让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欧洲人面临着“我是谁”的问题，这与9·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针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提出的“我们是谁”颇有相似之处。

除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让人震撼的观点。著名的伊斯兰问题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就说，到了20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丹尼尔·派普斯更是断言，欧洲与穆斯林之间只有穆斯林统治欧洲、或者欧洲驱逐穆斯林两种道路，因为整合穆斯林几乎没有可能。更有人预言说，与低生育率相伴而来的死亡、社会福利体系崩溃带来的饥荒、穆斯林引发的欧洲内部战争，以及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征服，将是欧洲走向历史终结的四大主因。

三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相当高比例的欧洲人认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与能力不足，他们对于穆斯林与欧洲关系持悲观态度，甚而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又一次的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调查数据同时也表明欧洲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和行动，移民对所在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的程度也并非像人们普遍的印象那么糟糕。欧洲穆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正在逐步改变，各国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组织，为穆斯林与欧洲社会的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推动。

做一个好穆斯林与成为所在国家的忠诚忠诚公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存，同时又能保有正统的信仰，维持传统的实践？如何调和以天启经典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和现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欧洲，穆斯林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同化或融入的方案。一些欧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识分子一直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推动穆斯林社团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来自欧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国的提摩太·温特、瑞士的塔里克·拉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总体上来说，这几位学者都拒绝认为穆斯林“反对”西方、穆斯林“征服”欧洲的两极分化的世界观。他们更赞同一种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欧洲穆斯林认同，并且坚称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具有本质上的适应性。在塔里克·拉马丹看来，欧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们是法国的、英国的、或者德国。穆斯塔法·克瑞克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如果阿拉伯人用伊斯兰教来推进他们的民族目标，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样的事。如果一个埃及人有权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做一个埃及爱国者，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兰的名义做一个欧洲的爱国者……作为一个欧洲穆斯林，我想对欧洲文明做出我的贡献，并且自动得到认可。”

塔里克·拉马丹明确提出了“欧洲穆斯林”和“欧洲伊斯兰教”的概念。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普世原则允许穆斯林全面参与西方市民社会，欧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与欧洲文化不相冲突的“欧洲伊斯兰教”。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中，还是在西方的宪法当中，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一个穆斯林既做一个践行的穆斯林、又做一个忠诚的欧洲人。上千万穆斯林在欧洲生活、工作、投票，这就是身兼穆斯林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鲜活例证，其中并无内在的冲突。同时，拉马丹还认为接受世俗主义和开放社会并不是对穆斯林准则的背叛，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实践宗教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号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应该对外传播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我们尊重国家法律，我们尊重公开政治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穆斯林都拥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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