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成为欧洲穆斯林并不意味着被同化。拉马丹认为融入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同化。必须允许穆斯林发展自己的欧洲穆斯林身份认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教宗教团体和族群所做的一样。同时，穆斯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欧洲国家的框架。拉马丹对于穆斯林女性头巾问题的看法就反映出这一信念。他坚持说，“没有人能强迫一位女性佩戴或是不佩戴头巾”，因而他反对法国关于头巾的禁令。但是，他又强调对本国法律的遵守，因此他建议在法律改变之前，穆斯林女学生可以用更加能让人接受的大手帕包头，替代头巾：“但是穆斯林必须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达清楚：我们尊重法律，即便我们并不赞同它。”

对于伊斯兰教当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力量，这几位学者都予以明确的谴责。穆斯林宗教领袖、剑桥大学教授提摩太·温特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组织之类的极端力量，认为他们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纯正。他谴责极端主义者不忠实于伊斯兰教法和教义学的经典准则，指责他们发布的法特瓦“既不正规，其思维习惯也无法从中世纪的解释中予以推断”。与有些穆斯林学者在自杀式炸弹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同，他明确谴责自杀式炸弹，认为这是一项自杀行为，也是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是伊斯兰教传统中一贯被禁止的，是比谋杀更为恶劣的行为。

对于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拉马丹指出目前的穆斯林与西方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危险的恐惧，就是认为自己可能成为对方的牺牲品：穆斯林认为西方任何的行动都是受对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驱使，西方则指责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毁西方的价值和“自由”，他们的行为都是因为对西方的仇恨和排斥所致。

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发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政治方面的忧虑，更可能是来自于欧洲人对于穆斯林移民异质的信仰方式、生活模式的直观感受，来自于被他者征服的恐惧。确实，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除过今天的难民危机，伊斯兰信仰者在历史上从未被迫经历过大规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动如此频繁，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冲出阿拉伯半岛之后最早征服的区域还是今天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历史特性决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内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展，还有国际政治的巨大动荡，正在创造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流散，并模糊着宗教共同体的边缘。那种曾经塑造穆斯林精神品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外的地区却显现出缺乏某些应对的适应力，这不仅是神学解释上的，还是现实政治层面的。

不同团体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并没有囿于征服还是被征服这样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之中，也没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样，把欧洲与穆斯林全然对立起来。在欧洲国家和穆斯林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时日，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社会适应或许会逐渐得到解决。但是，近几年来穆斯林世界的失序一方面使得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组织快速发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让大批的穆斯林流离失所，而与之毗邻的欧洲成为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去所。对有些人来说，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到来似乎预示着穆斯林正在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欧洲。实际上，与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论是衰弱的欧洲，还是家园已毁的穆斯林，他们所面临的并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纳。

当年穆斯林胜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伟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些铭刻在宫墙和门楣上的话语至今依然可见：“除神之外，别无胜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论昨日还是今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今日欧洲与穆斯林关系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不论征服还是被征服，似乎都不过是对这句话的一个短暂而俗世的注脚。

文/王宇洁 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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