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拉策尔基本同时期的人物，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则是英国视野下的近代边疆理论的重要代言人。寇松本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求学，1886年进入英国议会，之后在英国外交与殖民事务部门常年历练，并在内亚和远东各国广泛游历，1898年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由于寇松本人的这种经历，使他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具有绝无仅有之影响的地理学家。[21]

在寇松的时代，大英帝国正处于最强盛的时期，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同时也控制着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殖民地。“英国曾经没有疆界，只有海洋。现在我们拥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权中最广阔的领土疆界”，[22]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作为天然陆地边界的海域本身的问题，而要进一步处理之前所不了解的殖民地疆界的问题，这中间不仅包括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边界，而且还存在着无法以自然地理界限来加以定义的其他疆界。在他于1907年所作的著名的《论疆界》讲演中，寇松认为“疆界政策研究作为政府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最重要的实践意义，较诸行政、经济等自然其他因素对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影响更为深远”，[23]而疆界则存在一个从自然疆界向人为疆界的逐步转变过程，他进而分析了在历史上作为自然疆界的海洋、沙漠、山脉、河流以及森林、沼泽等在划分国家间边界方面的优缺点，而在这之后，人为疆界开始成为近代处理边疆问题的重心。在寇松看来，“随着人口增长，工商业繁盛和陆海军的日益发展，较大的政治集团开始取代较小的集团，自然疆界便无法满足需要了。人们必须从种族、语言、贸易、宗教和战争的复杂运作中找到根据，人为地划定分界线，对自然疆界加以补充，或者取而代之”，[24]而在这当中，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稳定，寇松认为最好的保护方法应该是发展势力范围和确立缓冲地带，而这种方法，后来为其他西方国家所仿效。[25]而在面对具体的英属印度边疆时，他主张以强有力的政策来维护和巩固边疆，而疆界则被他看成是帝国伟业以及维护帝国意志的关键所在。[26]

当然，在讨论寇松的边疆理论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英国在殖民时代边疆政策方面内部差异性。例如，它在对待不同类型的殖民地上实行不同的政策，对于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殖民地，允许根据其内部特征建立自治统治，建立相应的责任型政府;而对于印度等非移民型殖民地，则采取直接统治方式进行治理，并直接介入当地与邻国的边疆问题。[27]寇松的边疆思想正是在处理后一种类型殖民地的大背景中展现的。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的边疆政策及其力量也同样展现在其“非正式帝国”的思想与行动共同体认同当中。这种“非正式帝国”结构不仅在于其对帝国各部分的控制不仅仅采用完全刚性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而且还以柔性手段进行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的共同体建设，进而维系大英帝国的整体稳定和一致对外。1877年12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受“Kaiser-i-Hind(印度女皇)”这一新女皇头衔的仪式与集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形塑这种“非正式帝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这个称号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巧妙地结合罗马的‘凯撒’、德国的‘皇帝’和俄国的‘沙皇’等帝王头衔。在印度的背景中，这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衔，将不会像女皇(empress)一样存在着被印度人发错音的危险，也不会使英国的统治与那些用滥了的头衔相联系，如‘沙’、‘帕迪沙’或‘苏丹’。它避免了和印度或穆斯林的头衔公开相结合。”[28]这次仪式与集会成为体现英国对印度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并在1903年寇松的英属印度总督任上被再次重现。

除了具体的仪式表现之外，寇松还十分赞赏美国西进运动中所体现的美国边疆精神，他不无羡慕地感叹道“在这个舞台上，到处都是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杰出领袖闪耀登场。在探索其占据的、人性的边疆的过程中，整个民族得以净化并团结在一起，骄傲地分享着成就和苦难留下的遗产”，[29]进而非常强调作为整体的大英帝国边疆人和边疆传统的塑造，他认为“大不列颠帝国正在形塑着不列颠性格，而不列颠性格也建构了不列颠帝国。在多种多样的边疆领土上，在印度边界的贫瘠山地中，在喜马拉雅山脉终年不化的积雪里，在波斯或阿拉伯的炽热沙漠中，在接近赤道的非洲沼泽和丛林里，在与人和自然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你都可以发现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风范”。[30]当然，由于大英帝国本身结构与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对于大英帝国“边疆人”和边疆传统的期许并没有最终实现，一战之后大英帝国的逐步崩解无情地击溃了他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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