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关 键 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美日同盟 集体自卫权 亚太再平衡 钓鱼岛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个主要着力点。而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美日同盟无疑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加强美日同盟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在各种文件中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环节”(centerpiece)，等等，不一而足。20多年来，三位美国总统对美日同盟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调整，表现了民主、共和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一 克林顿任内美日同盟的调整
冷战时期苏联是美日同盟的假想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同盟原来的针对性消失，在美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怀疑同盟价值的思潮，在美国，两党的头面人物中都有人主张解散美日同盟。共和党领导人中，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是取消同盟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民主党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终止同盟，或者代之以友好条约。①这种倾向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缓和，美日经贸关系中的摩擦突出，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贸易不平衡使双方关系中的竞争性层面凸显出来。虽然美国对日本打压多年，但日本经济仍然在增长，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37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0％，人均26920美元，超过美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汽车、半导体等方面，已经取代了美国原先的主导地位，甚至把美国本国的工业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美国对日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日本大量游资蜂拥进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幸福》杂志所列的500家美国大公司中，只有45％在日本有投资，且在合资企业中常常只拥有少数股份。而日本的前500家企业中，在美国投资的占65％，且多数在合资企业中持有多数股份。1990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为570亿美元，其中有48％是在美国。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是3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亿流向日本。②日资收购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公司和不动产，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影城，引起美国各界的不安、忧虑甚至惊恐。报刊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日本在美国的出击”(1988年的《商业周刊》)、“遏制日本”(1989年的《大西洋》)、“日本入侵好莱坞”(1989年的《新闻周刊》)、“日元换权力”(1990年的《新共和》)。美国国会众议员海伦•本特利(Helen Bentley)在《幸福》杂志的文章中甚至说，美国“正在迅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谴责日本的各种书籍和电影也大为流行，且每每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上升的太阳”，等等。③
其次，在共同的危机感消失之后，原有的同盟关系已不能满足双方的目的和要求。许多日本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可以使亚洲走一条与欧洲相仿的道路，因此对“亚洲化”的兴趣大增，而对美国的监护感到越来越不适应，要求实行平等、独立的情绪与日俱增。而美国人对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车”的行为也不再那么宽宏大量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问：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为那些把我们挤出主要世界市场的日本人承担防卫负担？国会议员对日本所担任的国际角色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称进行了猛烈批评。美国的压力招致日本的抵抗。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度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日本知识界继续辩论“日本是亚洲的一部分还是西方的一部分”，质疑日美同盟的寿命和活力，质疑关于使用日本自卫队、武器出口和核武器的戒律，舆论广泛认为，美国因为经济衰退不得不依赖日本，但却不愿意与日本分享权力。有的日本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要记住，这不是美国上升的时期，这是美国下降的时期”。④1992年，宫泽喜一首相和樱内义雄众议院议长公开表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国工人懒惰和教育水平低下。两国的媒体又火上浇油，把这些摩擦放大。在华盛顿看来，日本是在玩弄拖延战术，用尽量多的时间，做尽量少的事情。而在日本看来，美国每次把一项让步装进口袋，便接着提出另一项要求。⑤
在政治方面，美日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达到高峰。日本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异质的奇特国家，一个“罪恶帝国”的代名词。1990年初，驻日美军一位高级军官公开提出了“瓶盖论”，称“驻日美军将发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瓶盖作用”。同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题为《展望21世纪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报告也对美日关系表达了“严峻的看法”，报告指出：“为了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下降，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它们觉得日本的行动不受《美日安保条约》控制。”报告表示要劝阻日本发展向海外的战争投放能力，不鼓励日本发展同美军非互补性的武器系统。⑥当时美国国内有一种担心：德国正在把欧洲国家搞到一起排挤美国，日本也在把亚洲国家拢到一起排斥美国，如果这样，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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