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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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腐烂

个体癌症的病理,是变异的细胞成团疯长,与健康的细胞争夺营养,若不受抑制,就会导致器官腐烂,使人死亡。文明的细胞是个人,如果人性变异的个人越来越多,形成集团,争占社会财富和各种资源,又不受限制,也会导致社会机制失效,社会冲突加剧,促使文明灭亡。

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的情况正是如此:人性变异逐渐加剧,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由于人性变异和道德滑坡是由社会制度造成并加强,因而不受限制、日益蔓延,最后导致文明规则逐步失效,罗马帝国崩溃灭亡。

从前述基本的结构和观念,已经可以看出广义的制度(包括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制度惯例,以及或隐或显的习惯规则)对人性变异和道德滑坡的作用:“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嫉妒、奢靡、仇恨,“国富民穷”必然导致忿懑、绝望、冷漠,“改革受阻”必然导致你争我夺的集体自私,“依靠暴力”必然导致漠视生命的残酷无情。另外,官方经常大兴土木、举行庆典、炫耀国力,上层盛行阴谋政治、奖励告密、争权夺利,这也必然造成追求浮华和感官刺激,同时又尔虞我诈和玩世不恭的社会风气。例如经常地举行角斗士表演,必然养成轻贱生命和冷血残忍,事实上奖励政治性告密,必然滋长寡廉鲜耻和背信弃义,于此可见不义的制度惯例对人性的腐蚀之重、对社会的破坏之烈。

腐烂或溃败当然有一个过程:起初是苏拉实行明显违背共和国宪法的独裁,限制公民会议和保民官的作用,杀害政敌,压制经商致富阶层的权利,横征暴敛致使地方经济受损,结果常因农民土地和贫民粮食问题引起社会冲突。然后是凯撒依靠听命于己的军队,获得“无限期独裁”的权力,依靠发放粮食救济、举办公共娱乐来收买人心、树立威望;他在制裁贪官污吏的同时,靠大大增加元老数目,把元老院(议会)从最高的立法机构,变成了独裁者的咨询机构;他曾轻蔑地说:“共和国这是空洞的话,没有内容,没有意义!”这位号称“祖国之父”的一代伟人,实际上使共和国蜕变成了帝国。

最后是屋大维,他在公元前27年1月宣布“恢复共和”,而其实际行为却是彻底地“埋葬共和”——他使公民会议徒具形式,选举的官员其实在事先已经指定;又使元老变成享受特权而无实权的“荣誉”职位、元老院变成橡皮图章;由此确立了“元首政治”即独裁政体,他遂成为第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他总揽军权,派常备军驻行省,近卫军驻罗马和意大利,一面防范处境悲惨的奴隶起义,一面用政府施舍和大型娱乐,来腐蚀已经成了臣民的所谓“公民”,使他们不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进入帝国时代,古典文明的癌细胞开始急剧扩散,这个社会的腐烂也明显地表面化了。

从奥古斯都到克劳迪王朝,一方面有华美的文学歌功颂德,堂皇的建筑炫耀国力,另一方面是上层挥霍无度、任人唯亲、鼓励告密、杀害政敌,结果不但有奴隶和农民起义,而且有士兵和贵族暴动,还有各行省的反叛。从弗拉维王朝到安敦尼王朝(所谓黄金时代),一方面皇帝以“神”自居,君主的意志成了法律,诛除显贵、监视总督,另一方面军队自行拥立皇帝,蛮族入侵日益深入。到了公元3世纪,宫廷、军队和国家机构空前膨胀,官吏贪污成风,庆典挥霍铺张,政府一面加税,一面发行货币,导致农村枯竭、中产阶级衰弱,农民和贫民频频起义。政权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不得不强调提高军人待遇,用塞维鲁皇帝的话来说:“让士兵发财,别的人可以不管!”于是,已扩大到被征服民族的公民权只剩下一个意思:纳税权!皇帝穷奢极欲,宫廷阴谋不断(塞维鲁之子被杀,凶手登位一年又被杀,后来一年之内有四个皇帝被杀);贫民流离失所,社会治安混乱;老百姓不但“用脚投票”,到“敌人”即蛮族的土地上去居住,而且“引狼入室”,帮“敌军”即蛮族入侵者带路,甚至起义与之汇合!

所谓“中兴君主”戴克里先,还是依靠贵族地主和军事官僚,凭借武力,对外巩固边疆,对内加强防范;同时以国家干预经济,规定职业世袭、强制生产,对抬高物价者一律处死,结果人民饱受奴役,而经济依然混乱。他自称神子,见者跪拜,又建立新的集体继位方式,以为可以长治久安,大肆迫害基督教。结果,他刚一退位,马上天下大乱,最后权归君士坦丁。而后者看到基督教的生长“有助王化”,终于准其成为合法。

罗马帝国后期的腐烂,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皇位继承“以谋杀代替选举”;农民不愿或不能种地;商人只顾个人发财而不顾经济;贵族只顾家族事务而不理国事;官员花费庞大,贪污无可救药;一般人为了享乐,甚至不愿生儿育女;大家都“愤世而又胆怯”,一面指责士兵投降,一面纷纷逃避兵役;人们甚至为保平安而缩小城市面积,但连修建小小的城墙,也要拆用往昔宏伟建筑的残砖断石;首都罗马曾经是辉煌夺目、人口150多万的国际都会、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后来经过蛮族军队的轮番劫掠,变成了一片废墟上的小小村庄……

于是,正如历史学家所言,“伟岸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刻已到。”[5]公元476年,蛮族佣兵首领奥多亚克推翻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6],“这不过是最后正式宣告一个已经溃亡的政权的终结。”[7]

实际上,溃亡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权,而且是它所代表的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的腐烂,绝不仅仅体现在这个政权的腐败和崩溃之中,而且更体现在其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之中。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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