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生

1、什么是重生?

中国的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在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持续千年的中世纪，是蒙昧的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直到盛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的文明才开始崛起，重现辉煌。而且，文艺复兴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它“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反对神本主义的基督教会，张扬人文主义的古典文明。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源出于某些西方学者，至少是支离和肤浅地撷取西方史学的结果。这种印象或以上说法，是否符合总体的事实呢?

假如符合，那么，我们所说的“重生”，就应该是古典文明或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其灭亡大约一千年后，由一小批文学家艺术家之类的人间俊杰所造成的“复活”;而且，既然它是古典文明的复活，它就应该在基本特性或总体特性上，呈现出古典文明的特征，即希腊罗马文化的特征。

但是，我们所说的“重生”，侧重点不在于一具死尸的复活，而在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换言之，我们用这个比喻是要表明：尽管是兴起于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尽管是兴起于同一片大地的部分地区(即原来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尽管它的载体是这片地区繁衍下来的人民，但是，这个新的文明却拥有新的生命，赋有新的灵魂;它的基本特性或总体特性完全不同于古典文明，或者说，它的整体气质是与希腊罗马文明截然不同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整个巨大的、多面的文明综合体及其种种特性和整体气质，不可能由少数文人学者所造成，我们也就不能把这样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归因为一些人间俊杰，或者可以清楚看见、清楚理解的人间原因。

当然，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是，上述“印象”或“说法”不符合总体的事实。

第一，所谓“黑暗时代”，顶多可用来形容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年的前半段，即公元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大约500年，而且其含义是指光辉的古典文明彻底灭亡，发展水平很低的所谓“蛮族”入主这一地区，曾经繁华的城市、曾经拥有的和平和曾经灿烂的文化，为贫穷俭朴的乡村生活、蛮族之间的争战不休和广大人民的目不识丁所取代。在以后500年间，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文明之光就逐渐普照西欧，[8]而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过是这一文明生长几百年之后的一大果实，正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是这一文明大树上长出的硕果一样。说到底，这些文明硕果，是不可能直接出自“黑暗”，或者直接从文化沙漠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关于基督教会同古典文明灭亡的关系，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所谓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之说。其实，他所说的基督教所反对的旧宗教、旧文化、旧观念以及争强好战等等，恰恰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所以，如其反对有效，则恰恰有助于延缓罗马的衰亡。看来，杜兰的说法更有道理：“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之前，旧的宗教已告瓦解……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伦丧之始，至尼禄王时代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为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可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之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之兴起;事实上，在蛮族入侵，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9]

第三，一方面，古典文明的“文明”，是在历史发展阶段意义上，即超越原始社会阶段或无文明即野蛮阶段意义上的“文明”，而不是在认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文明”，换言之，它在认识和道德水平的意义上也包含着诸多的“野蛮”或“黑暗”;另一方面，基督教会虽然不免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中包含的现今看来是认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愚昧”或“黑暗”，但是，基督教本身是一种宗教，既不是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文明”，也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野蛮”。姑且不论基督教会在事实上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结晶残余，如古典文献的抄本等等，从而为日后教士、文人、学者们发掘研究古典文明提供了条件，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和精神力量，为新的文明即中世纪的西方文明提供了任何文明所必须的内在动力，并塑造了它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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